作者：韩石山

　　某年秋天曾在张家界开过一个会，传记文学学会的年会，见过几位名牌大学的教授，三四年过去了，每当暇闲之际，有什么事情触动，还会想起他们那矫健的身姿，动人的风采。

　　一次见到这么多教授又多日相处，在我走出校门后还是第一次。

　　开会的地方在张家界山庄。那是座中西结合的楼房，外面看是西式的，进去回廊转寰，曲径通幽，颇有园林之胜。与会者大都住在二楼上，二○一住的是邵燕祥和李辉，二○二住的是仲济昆和胡家恋，二○三的是任光煊和郭栖庆，二○四住的是叶永烈夫妇，李祥年和我住在二○五。

　　胡家恋先生是北大英语系的主任，只住了一天就走了，不熟悉。会议期间，我和任光煊、仲济昆、郭栖庆三位先生接触多些。离得近只是一个原因，主要的还是我愿意和他们在一起。任是北大俄语系的系主任、博导，仲是北大阿拉伯语系的教授、博导，郭是第一外国语大学英语系的系主任、教授。

　　过去我以为，当今大学里博导一级的人物，该是六十岁上下的人，接触之后方知不然，大都跟我一样，是文革中大学毕业的，不过他们后来又考上研究生罢了。比如任先生就是一九六八年内蒙古师院毕业的，当时学制是五年，这茬学生通称老五届。有了这段共同的经历，我跟他们是很好沟通的。郭栖庆跟我，还多了一重山西老乡的关系。

　　他们确实是有学识的人。记得开会的第一天，主持人赵白生先生(也是北大的)让任先生发言。他谈了俄国“使徒传”与俄国文学的渊源，顺着这条线讲下去，用了不过三十分钟的时间，竟清晰地勾勒出了俄国文学的发展史。中间有人插话，说到俄籍作家纳博科夫的名字。任先生当即用俄语更正道，一听说知道重音该在那个“博”上，而不是“科”上。

　　仲先生讲阿拉伯文学中的传记传统，也是头头是道。并引申开来，说写传记一定要有忧患意识，有对当前社会的批评。对文化大革命，和种种“左”的做法，他是深恶痛绝的。说到动情处，他的面容都那么痛苦，连话语也有点结结巴巴，一再感叹：我们这么好的国家，怎么搞成这个样子呢。

　　“真希望有人能写一部新《左传》，以警世人!”

　　他说的新《左传》，是指左倾之传。

　　会后，在去餐厅的路上，他问我，他的讲话可有什么出格的地方。我说，这样的会，是没有格的。学术良心，就是格。本来学术良心，无论怎么讲，都不会出格。你讲忧患意识，你的感情与所讲的话是般配的，最可怕的是，有些人讲忧患意识的时候，用的是冷漠的口气。

　　离开大学多年，对那些上了年纪的老教授，我还是原先的老印象，以为不会怎么关心国家大事。听了几个人的发言，方知不然。

　　记得后来一次开会时，有个北京来的年轻人，大概父辈是中南海的工作人员吧，大谈对中南海内人事的看法，说当年反右是怎么搞起来的，不是“阳谋”，而是鉴于波兰的教训，怎样的事出无奈，还说了当年苏联的尤金怎样来华，刘少奇怎样去苏联与赫鲁晓夫谈判。说到眼下一些写中南海的书，认为那些卫士、护士的话绝不可靠，应当从大的政治局势看问题。

　　正当他讲得兴致高昂时，中央社会主义教育学院的张大可教授，大声地说了自己的看法，用语之激烈，全场震惊而又振奋。我当即响应：

　　“我完全同意!”

　　饭桌上，仲先生跟我说起北京那位作者，很是气愤，说没想到都什么时候了，年轻人还持这样“革命”的观点，太可怕了。

　　郭栖庆先生是个可爱的人。论年龄，比我还小一两岁，他那带点山西口音的普通话，听起来分外亲切。

　　一住下来，他就买了幅张家界的地图，每次外出游览，走到路口或是什么重要的风景点，总要展开地图判断方位。他的肩头有点溜，双臂显得特别长，看地图时，总是猫下腰伸直胳膊，双手伸开地图，身子不停地转着，以便地图上标的方位与所在的方位吻合。而他的方位感大概不是很强，总得转动几次才能找准方向，任光煊笑话他：

　　“老郭，哪有你这样看地图的!”

　　“我是侦察员出身。”老郭说得很认真。他确是参过军的。

　　后来每到了一处，不管用得着用不着，我们总是逗他，老郭，看看地图吧。

　　跟栖庆相比，老任是个严肃的人。高高的个子，腰板笔直，眼睛半睁着，似乎什么都看不进眼里，嘴唇紧抿着，似乎随时可崩出什么不屑的话语。最引人注目的，是那光光的前颅，正应了他名字中的“光煊”二字。也不是一味的光。主人调配有方，从后颅借来几绺黑发，款款地在前颅中部绕了个漂亮的弧，从另一面又还给了后颅。乍看去，像书中的警句一样醒目。

　　临结束的那天晚饭后有舞会，大家都去了。不乏舞林高手，跳得最好的是王守仁先生与季晔女士这一对搭档，王是社科院外文所的，季是首都师大中文系的。仲先生也跳得很酣畅，多是自得其乐，架起胳膊，扭动着笨重的身躯，乍看去像一只大熊。独有任先生一人坐在沙发里，一动不动地瞅着。我知道他是会跳舞的，且跳得相当好，便过去问他为何不乐一乐，老任说：

　　“这样的曲子怎么能跳舞!”

　　一句话说得我没了脾气。

　　对我的爱说话，老任是不以为然的。我故意气他，说我爱说话，是见了想说的总愿意说出来，比如看见某人有缺点，就用调侃的口气给他指出来，目的是要他改正。你呢，明明看出了别人的毛病，也绝不说出，可心里想的是，让他带着那缺点去死吧，用心之险恶让人害怕。老任破颜一笑。遇上我这么个嬉皮笑脸的朋友，他是一点办法也没有。

　　最能看出老任性情耿介的，是那一次饭后，老任、老仲和我，在宾馆的小卖部前面溜达，我买了本介绍张家界的书，还买了一套风景明信片。赵白生过来，以为我们都要买，对服务员小姐说，来三套。起初我们还不知他的用意，以为他要买三套带回去送人。及至小姐将三套书和明信片拿出来，才知道他是给我们三人买的。老仲是老好人，见学生有此雅兴，也就接了，老任坚决不要，说：

　　“我从不要学生的东西!”

　　“你工资高，不一定有我钱多。”白生笑嘻嘻地说。

　　“不在钱多钱少，这是我的信条。”

　　“白生如今是同事，不能算学生了。”我在一旁打哈哈。

　　老任还是不要，那一套只好退了。

　　闲谈中知道，老任正在撰写《俄罗斯艺术史》，已两度去莫斯科讲学并收集资料。对俄国绘画、舞蹈，他都下过大功夫。这样的著作，也只有他这样多才多艺而又坚韧不拔的人才敢下手。

　　和我同一房间的李祥年先生，是复旦大学的教授朱东润的弟子。四十岁出头年纪，瘦高个子，看起来还是个小青年。这次开会，他可是狼狈透了。在怀化转车时，车快开了，他只顾招呼同伴，不提防一个小偷拎起他的箱子跳下车，等他醒悟过来，车已开动，只得眼睁睁的看着小偷从月台上匆匆走过。下一站报了警，雇车返回怀化。有人认识小偷，只是当下抓不着，怕永远也抓不着了。箱子里有他的替换衣服，手机，还有什么卡，据说是很值钱的。总共损失约在两万之谱。

　　小伙子本来就很精干，失去这些累赘，显得越发精干。不用换衣服，不用作笔记(连钢笔也丢了)，甚至不用发言(发言稿丢了，讲了几分钟就下来了)。散会下山的时候，别人都是大包小包，他跳上车就走了。若原本就这样来的，简直就是伟人了。

　　会议的主持者赵白生，也是个人物。他是北大英语系的副教授。长得精明，也确实精明，说话频率极快，没有逗号甚至没有句号。汉语夹着英语，偶尔还会蹦出几个法语。主持会议是他的一大绝技。几乎每人发言之前，他都有一段精彩的介绍。比如轮着《光明日报》记者葛宗渔小姐发言了，他是这样说的：

　　“我认识好多记者，但是这次只请葛小姐来。她每次参加我们学会的活动，总是很诚恳地对我说，我能为你们做点什么?那几个没来的，也都是我的好朋友，我对别人介绍他们的时候总是说：He is my best best and best friend，这是我最好最好最好的朋友。只是次当我真的要他们做什么事的时候，他们总是对我说：给多少钱?”

　　会场效果之好，不难想象。

　　只要他愿意，谁的发言都可能变成他的发言。你这儿刚说了个什么，他那里已经给你补充或纠正。没有他不懂得的。十六日上午开会时，一位黄女士刚讲了几句，他就开始补充了，急得黄女士说，我下边正是要讲这个。每人发言的规定时间是三十分钟，黄女士大概只讲了不到十分钟就下来了。一点情绪都没有了。

　　那天中午从餐厅回来，祥年拿了个大橘子，开会时带来了，说是谁的发言最好就奖给谁。黄女士下来后，我对祥年说，别给最好的了，还是给了最委屈的吧。祥年也真有绅士风度，当着那么多人，手擎着金黄的橘子，走到黄女士面前双手献上。

　　　复旦的谈峥先生发言了。小伙子在英国读的博士，发言的内容是对几种王尔德传的比较，一开头就不同凡响。我坐的离主席位置不远，写了个条子让人递给赵白生，写的是“可让此人多讲一会儿”。赵将条子让小谈看了。可是不到三十分钟小谈就下来了。我不明白，问这是为什么，他说赵白生指了指手表。我很奇怪，过后问赵，赵说：

　　“我指手表指的是十一点的地方，意思是他可以讲到十一点都没关系。”

　　“你这好比刽子手指指犯人的脖子，把犯人吓死了，过后却对人解释说，你的意思是不从那儿把他的脖子割断。”

　　不管怎么说，白生真是个能干的家伙，要不是他，这次会议不会开得这么成功。

　　在张家界的几天里，最热闹的是最后那天晚上，宴饮过后，兴犹未已，主办者湖南文艺出版社，一时心血来潮，让客人跟他们来场乒乓球比赛。操持此事的小邓，不知怎么想的，让北京大学的仲先生和我当裁判。那种小球，我长这么大从没玩过，顶多拿起来看看又放下，什么规则一概不知。好在仲先生是行家，凡事都听他的，我只站在对面跟上大呼小叫，壮壮仲先生的声威。只是有几次，眼见得主队快输了，硬是以副裁判的资格，叫客队让了两个球。不是存心偏袒，只是为了增加点欢乐的气氛。

　　比赛结果，客队赢了。客队队员全是教授、博导，比赛时凶猛得很，临到领奖的时候，又扭捏起来，要把奖品让给主队，主队队员全是年轻编辑。这可难为了我们的颁奖人。

　　颁奖者何人，邵燕祥先生也。

　　邵先生虽不是大学教授，若论风度，一点不在那些老教授之下。

　　“要是准备上两份奖品就好了。”邵先生是谁家也不得罪的。

　　两边还在推让着，看得出来，客队的客气快用完了。

　　“都听邵先生的!邵先生放个屁都是香的!”晚饭上我喝得多了，出语也就格外的惊人。

　　“哈，石山这句话最香了。”

　　邵先生说时，还用手在面前扇了扇。多聪明老者，轻轻一句话，又把我这个草寇给宰了。

　　十一月十七日晚饭后，我和北京的一批教授学者同车下山，又同乘火车北上。同行的除了任、仲、郭三位外，还有王守仁先生和季晔女士，一路畅谈，不觉又是一个整天。到北京后，在西客站分手。回到太原，已是十九日的上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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