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思潮社社长小田久郎回溯“诗歌出版专业户”的艰辛历程

^{不接受政府的拨款，也很少接受企业赞助，小田久郎创建的思潮社坚持独立出版诗歌和诗论。}

^{11月20日，“2006中日当代诗歌对话”拉开序幕。当诗人分组讨论时，总有一个75岁高龄的老人搬把椅子安静地坐在小组旁边，认真地记着什么。这个人就是被誉为“天才编辑”的日本思潮社社长、批评家小田久郎。}

^{1956年，小田久郎创办了思潮社，只发表和出版现代诗与诗歌理论作品。半个世纪以来，他坚守在日本现代诗的第一线，坚持着“我们的诗歌是写给下一代人看的”的初衷。据说，在日本被他相中也就意味着拿到了通往诗坛的门票。至今，思潮社的《现代诗文库》已经出版了178位诗人的诗选，深刻影响了日本现代诗主流的形成与发展，以至于成了一个解释日本战后现代诗的词条。}

^{在小田久郎说出“近20年，日本几乎没有新诗人诞生”的警言后，他欣喜地告诉记者，“就在今年，日本终于迎来了新一代诗人，他们已经大声地发出了独属于这个时代的悲鸣”。}

　　诗歌选秀

　　娱乐糖衣无法催生有生命力的诗人

　　新京报：日本有一档电视节目叫“诗歌拳击”，这次来华的诗人平田俊子就曾在比赛中赢了白石嘉寿子，能介绍一下诗人如何在台上“打拳击”吗？

　　小田久郎：那是一场轰动一时的“拳击”，两人都是女性主义诗歌的代表人物，棋逢对手。平田俊子在最后一轮以即兴作诗的环节险胜前辈，当时我们都守在电视机前和她们一样紧张。

　　事实上，这是一个从纽约克隆来的诗歌活动，两个诗人在擂台上一比高低，各自朗诵代表作11首，观众和评委打分，第12首以抓阄的即兴方式来考验诗人的反应力。它借鉴的是娱乐节目的“糖衣”，我甚至认为这是一个诗歌的“假动作”，但它对普及和提高全民诗意的生活有建设性。不过说实话，这里从未诞生过真正有生命力的诗人，也许原因在于娱乐是把人的心事往外掏，而文化是把人的心事往里藏。

　　新京报：日本诗歌代表团多是白发苍苍的老诗人，最年轻的诗人平田俊子也已经51岁了，为什么没有带年轻诗人来华交流？

　　小田久郎：我不得不告诉你，近20年来，严格说，日本几乎从未诞生过新诗人，原因是没有迎来一个新的时代。这和国际局势、日本的泡沫经济、政界丑闻、教育失败都有关联。战败后的这些年，日本的社会倾斜得越来越严重，所有国民对这个时代的共同情感已经淡化、模糊。社会的前进不是通过自身的蜕变完成，而是消费掉传统的文化遗产，另起炉灶建立一个所谓的新世界，不仅是诗坛面临这样的窘境，绘画、音乐都无处可逃。

　　新京报：可是我听说今年6月起，思潮社陆续出版的《日本新诗人诗集丛书》反响很大，《朝日新闻》、《读卖新闻》等媒体都以“20年，新一代诗人终于诞生了”为题大篇幅报道。

　　小田久郎：当危机到绝境的时候，奇迹就会发生。《日本新诗人诗集丛书》已经推出8册。我发现他们的作品中流露出从前未曾整齐清晰出现的“时代的悲鸣”。他们在诗歌艺术上的探索超出了我的想象，与网络无关，而是与诗歌的主题、叙事方式、语言有关。一个天才诗人的横空出世有可能颠覆一个时代，这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事。

　　诗人境遇

　　只要有诗心，上帝会奖励你意外的“馅饼”

　　新京报：1956年你创办了思潮社，持续半个世纪只发表和出版现代诗与诗论，这是绝无仅有的，你是如何坚持下来的？

　　小田久郎：首先声明，我几乎不接受政府的拨款，也很少接受企业赞助，这才能保持自己的独立性。这50年来，我至少经历过三次生死存亡的危机。一次是1959年，出版社创立三年了，可出版的诗集比卖出的诗集还多。有一天实在撑不住了，我独自把出版社的大门关上了，心如刀绞，但是“日本现代诗何去何从”的念头在我的脑子里来来回回，最后我又把大门打开了，鼓起勇气创办了月刊《现代诗手帖》，拯救了出版社。第二次是1962年，我又创立了对日本诗歌影响很大的《现代诗文库》，出版社再次陷入财政危机。最后一次是上世纪80年代，漫画影视对文学的冲击使我精兵简政。我可能天生是个乐天派，我看危机也就是机遇的信号弹。

　　新京报：正如一位诗人所说，不要指望诗歌带给我们面包，诗人不过是诗歌的无偿输血者，日本诗人的境遇如何？

　　小田久郎：就像谁也不会因为卡夫卡是银行小职员就抹杀他在文学上的地位，日本很多诗人也多有自己的职业。不过有一颗诗心，上帝将会奖励你意外的馅饼。像谷川俊太郎就为《铁臂阿童木》和《哈尔的移-动城堡》写过歌词，还为大的保险公司写过电视广告词，诗人做这些事可是轻而易举呢。

　　新京报：在日本你被誉为“天才编辑家”，但诗歌是个人思想的结晶，甚至在法国有诗人只将诗歌发表在网络上，反抗编辑的选择标准，你是怎样做到让大家信服你对诗准确的嗅觉？

　　小田久郎：也许这与我对时代的气息比较敏感有关。我想，好诗没有标准答案吧，但至少要有普遍的时代感情和对当下尖锐的关照。比如谷川俊太郎，他也是从思潮社走过来的一位重要诗人，在那之前，战败后日本诗人荒原派诗作的叙述主题多是“我们”，以此来体现前所未有的集体意识。从谷川俊太郎的诗作开始，“我们”转化成了“我”，之后又衍生出“我”和“他者”，叙述主题的变化暗示着时代的交迭。

　　评“梨花体”

　　我不承认这是诗

　　新京报：“毫无疑问/我做的馅饼/是全天下/最好吃的。”《一个人来到田纳西》这首诗最近在中国诗歌界引起争议，被命名为“梨花体”，也就是以分行的方式书写日常生活。说说你的感觉。

　　小田久郎：我不知道什么“梨花体”，但是我不承认这是诗，连诗歌最基本的因素都不存在，客观地说，这连接近诗意的作品都算不上。

　　新京报：此次中日诗人交流，你有什么意外发现吗？

　　小田久郎：我想，中日诗歌的差异可追溯到现代化早晚的问题。目前由于缺乏诗歌翻译，日本诗人对中国现代诗的了解仅仅滞留在朦胧诗的阶段。这次来华让我吃惊的是，中国诗人如此年轻，但思考并没有因为年轻而浅薄，反而很深邃。这几天我突然意识到，中国和日本如果建立一个文明共同体该多有必要，一同面临困境也一同分享汉字留给我们的遗梦。以前，我从没有把中国和日本联系得这么近呢。明年3月欢迎中国诗人来到日本，继续欢畅地交流，完成下半场的诗歌讨论。

　　采写/本报记者 曹雪萍

　　摄影/本报记者 郭延冰

　　本文感谢诗人、翻译家田原先生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