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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经路忆往

http://cul.sina.com.cn 2006/06/17 10:57   今晚报

  1930年7月,我因父亲供职天津北宁铁路,随母亲从杭州来津与父亲共同生活。父亲把家安置在离北站不远的律纬路择仁里沿街的一座三合院里。律纬路的出口是一条在我看来非常宽广的大马路,那就是中山路;但是邻居的大娘、婶子都叫它大马路或大经路,我亦随着一直把这条大街称为大经路。

  大经路西南起现金钢桥,东北至现天津北站。光绪二十八年八月衙门撤销,直督袁
世凯接受天津城后,便在今金钢公园和第二医院的原海防公所,设置直隶总督衙门,作为统治中心,并开始经营这块“河北新区”。袁世凯首先考虑的是京津间的交通往来。当时老龙头车站(今东站)虽已从英军手中收回,但从总督衙门到火车站,要经过意、奥等国租界的地界,时常受到牵制。据父亲的同事句伯伯说,清朝的大官出行,一定鸣锣开道,摆出旗锣伞帐,十分威风,而租界当局只允许仪仗通过,但一定要偃旗息鼓,袁世凯受不了这口恶气,于是决定自建马路,自修车站,供自己扬眉吐气。这一传说,虽于史无考,但由于有后来的实际可据,也给袁世凯的一生,多少增添若干亮点。

  袁世凯首先着手的是建车站。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他确定在新开河南岸,金钟河北岸之间建

新车站。次年1月,车站建成,就是现在的北站。从此,袁世凯就可以耀武扬威,恢复汉官威仪地在新车站登火车赴京了。接着,于2月间,划定东至铁路,西到北运河,南至金钟河,北至新开河这一范围为“新区”,采取若干开发“新区”的措施。其中重点工程是修一条从总督衙门到新车站的大马路,长1.5里,宽24米,灰土碎石路面,后于1924年改为沥青路。这条路修成后,开始称新修马路,后改称大经路,1928年为了纪念孙中山曾于1924年在天津的活动而改名为中山路。不过,多数老百姓仍习惯地称它为大经路。以大经路为经,在它的两侧,又建成若干条纬路,按千字文命名,有天、地、元、黄、宇、宙、日、月、辰、宿、律、吕、调、昆、冈等十几条纬路,分左右排列,其中元、黄、律、昆几条路,比较繁盛。随着确定了政治中心,划定了“新区”的范围,修了车站马路,建了若干房舍,于是在“新区”内渐渐有政府机构、公益事业、文化教育单位、名流贤达
豪宅
,纷纷麇集于此,顿使“河北新区”面目一新。其繁华先进,几可与“租借地”相抗衡。

  我在“新区”住过好几处,最初住在律纬路择仁里,这是一条在大经路和律纬路都有出口的胡同。离北站不远,夜深人静时,可以清晰地听到火车由远及近和由近及远的鸣笛声。大经路那个胡同口的右侧,是一家有相当规模的中药店,前店后厂,名叫同茂堂。因为我父亲是业余中医,和同茂堂时有来往,所以我可以自由进出后面的制药作坊,熟悉了不少炮制药材的工序和工具,也初步懂得点药性,对中医有点兴趣,于是在父亲的指点下,开始背《汤头歌诀》。同茂堂旁边是稻香村,是我经常光顾的地方,每月的零用钱几乎都消费在这里。从胡同口往北,过地道便到宁园,因为是铁路子弟可以不买票进园玩耍。

  我入的第一所小学是三马路的铁中附小,这在当时是一所比较知名的小学。每天往返走路,路途并不长,但和住在附近的同学,一边玩一边走,往往要步行四十多分钟。有时在中途和同学打起来,弄得头破血流,才捂着伤口跑回家。母亲一面向伤口涂紫药水,一面斥责为什么不直接回家。当时唯唯诺诺,第二天依然照旧,连昨天打架对手的宿怨,都忘得一干二净。在律纬路和二马路交叉拐角处有一所大宅,据说是民国代理大总统冯国璋的旧宅,宅门口有一大块扇状水泥地,最适合跳房子、跳绳、下五子棋、抓子等活动,是我和小伙伴们路途中的游乐点之一。

  在铁中附小读了两年书,由于家庭生活条件的改善,我们全家从律纬路择仁里搬到大经路另一侧的昆纬路怡和里,我亦随之转学到昆纬路究真中学附小,插入初小三年级。究真中学是一所当时有名的教会学校,只有初中,与通州潞河中学是连校。究真的学生初中毕业去考潞河,能优先录取,而潞河毕业可报考燕京,亦能优先录取,所以学生较多,水平亦较高。究真旁边是一所女校——仰山女校,与究真是兄妹校,中间有一道小门,可通往来。从仰山女校正门出去向左拐就是冈纬路教堂,与究真、仰山同属新教公理会。在究真读到四年级,因为父亲调职南京,我又转学到南京新菜市小学,完成了我的小学学业。接着,考入金陵大学附中,读初中一年级。这一年,父亲又调回天津,把我一人留在南京,在校寄宿。我因无拘无束,经常缺课,荡舟于玄武湖,读了许多我想读的书。结果因旷课超时,两门课不及格,受到留级处分,灰溜溜地北归,回到我在新大路德善里的新家以后,虽然受到父母的冷遇,但仍为我办妥进入究真初中一年级的手续。这已是抗战前夕的1936年,我也已经是13岁的少年了。

  新大路与昆纬路只隔一条街,离火车站更近。路口有一座小营市场,和北京庙会差不多,卖各种日用品、食品,有卖艺的,说书的,非常热闹,我最喜欢看拉洋片。这一年为了一洗留级之耻,非常用功。从此一直到大学毕业,都名列前茅。这也许是留级之耻的刺激。当我正满怀希望地行进在学业历程上,而那个久已觊觎我国领土和财富的日本帝国主义竟于1937年7月7日悍然发动卢沟桥事变。7月29日更灭绝人性地对天津狂轰滥炸,新大路正是重灾区。大经路特别是律纬路一带,更洒满了爱国将士与日寇浴血奋战,壮烈献身的碧血。坚持到下午,我家也被逼和邻居那些苦难的同胞一样,扶老携幼地离开新大路德善里的旧居。在飞机轰炸和机枪扫射的硝烟中,融入前拥后挤的难民流中,向意租界流去。后来我家辗转定居在法租界,再亦没有返回大经路一带生活。

  我在大经路一带生活的几年中,父亲无数次和我徜徉于大经路上,从这侧走去,从另一侧回来,随时指点一些著名的处所,讲些故事。他在经过中山公园时就说,这个公园原名河北公园,后来为纪念孙中山而易名中山公园。1912年8月,孙中山北上路过天津时,曾在河北公园做过演讲,并参观园内的国货陈列所。1919年6月9日,天津各界曾在这个公园集会,响应和声援北京学生的爱国运动。园内还有北方第一大馆的直隶

图书馆(是现在天津图书馆的始基)。离中山公园不远,他还指给我看门禁森严的造币总厂。在金钢桥畔,父亲领我顺着天纬路去参谒过大悲古刹。当时父亲决想不到七十年后,我竟为这座禅院撰写碑文。

  父亲讲过很多有关大经路的故事,由于年代久远,大多记忆不清,只存一些模糊印象。不过大经路一带的市政建设,街道设置,各行业的汇集,商店林立,居处安适等等我看到的一切,都不比那些租界的环境差。有人赞叹这是“一块较为齐全的中国地”,实非虚谀!当然,今日重履旧地,自不可同日而语。但天津既有这么一块有百多年经营历史,有较深厚文化积淀 和良好修建基础的“宝地”,实在应引起有关方面的关注和投入,让我这样年登耄耋的老居民,能在有生之年,目睹“新区”的时代新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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