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鲁迅的书籍，凡多少有些价值的，无论多么昂贵，我都要买下来。

　　朱正先生的《周氏三兄弟》（东方出版社，2003年9月第1版），就是这样的“关于鲁迅的书籍”。书中所述很多事情我是知道的；但是，我想，总有我所不知道的内容吧，特别是那些图片，相当一部分我没见过，起码这就是它的特殊价值嘛。

　　于是有一天便翻到第65页，上方是一张照片，许多长袍马褂的男子分三排正襟危坐。长袍马褂是当时有身份男人的“常服”，可能也是当时公职人员的“礼服”；此外，这种男人似乎多喜欢蓄八字胡须（这从李大钊那副胡须上可以看出来），而眼前照片上的男人们就多数蓄着这种胡须。这些人的后面，两面很大的五色旗交叉，这是北洋政府时代的中华民国国旗；两面五色旗掩映着一座新式建筑的楼门。照片看来摄于冬季，因为那些长袍马褂都很厚，一律丝绵皮毛，质料考究，第一排的人们还都脚蹬皮靴……我想，这么一张照片既然出现在一本“关于鲁迅的书籍”里，则画面上多半会有鲁迅；而且我知道鲁迅在北洋政府教育部做过官，则画面多半 会跟教育部有关。于是我就在画面上寻找鲁迅，并且毫不费力地找到了：喏，第二排右起第四人（或左起第五人），那位也蓄着八字胡须的矮个子。

　　照片下方文字说明：“鲁迅在教育部工作期间，曾经参与筹办和扩展京师

　　为什么我能一眼认出来？就因为他是鲁迅！我相信，在中国，凡是有点文化的人，都能做到这一点。

　　其他那些人，第一排正襟危坐和后两排站着的许多男子呢，是什么人？不知道。我不知道，“有点文化”乃至很有文化的中国人恐怕也都不知道。但是，无疑，那三排人多是官员；而且大体上可以推断，第一排端坐着的十人都是比鲁迅官阶（现在叫“级别”或“职级”）高的官员，第二排站着的八人是与鲁迅官阶相同或相近的官员，第三排即最后一排站着的六人则多是比鲁迅官阶（地位）低的官员或职员。显然，在“官本位”沿袭数千年，“官本位情结”和“官本位传统”根深蒂固的中国，只能是这样；直到今天，这一点在中国仍然没有变化，华君武为此还曾作过一幅

　　那么，第二排站着的鲁迅是什么“职级”呢？

　　鲁迅于1909年（这时是晚清末年）从日本回国后在杭州、绍兴等地的学校里当过校长，1927年在广州中山大学当过教务主任。但那时的“官本位”远不及今天这样“普及”，这样泛滥成灾。清朝只有“朝廷命官”才算官，民国只有“文官”才算官，学校里的校长和教务主任（教务长）之类都是教职，不能“折合”（今天叫“套改”）成某种级别的官职，即不算官的。鲁迅一生中真正当过的官是北洋政府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1912年5月任命）和佥事（1912年8月任命）。“科长”是什么，大家都知道；“佥事”是什么呢？《辞海》“佥事”条：“北洋政府时为中央官署中荐任级官员”。这“荐任级官员”有多大呢？《辞海》“荐任官”条：“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政府文官第三级官阶。由各主管长官推荐给中央政府任命。如中央各部、局的科长、各省的县长。”——说来说去，鲁迅还是个科长。

　　仍据《辞海》：“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政府文官分特任、简任、荐任、委任四级。”科长是“荐任官”，显然，“委任官”只能是比科长更小的官了。不知道那时什么样的官比科长更小，依今天之例推想，只能是科员、股长之类了吧。

　　就是说，鲁迅一生最高的“职级”是科长，连今天常说的“七品芝麻官”都算不上。就算“中央各部、局的科长”比地方上的科长官大吧，参照“各省的县长”一语看，顶多也就相当于“县官”，就是今天常说的“七品芝麻官”。

　　看起来，照片上第一排应该是当时教育部的总长（部长）、次长（副部长）和相当于“司局级”的官员；第二排则应该是与鲁迅官级相当或相近的佥事和科长辈了，第三排大概是比科长更小的科员、股长或一般职员吧。然而，所有这些大大小小的官员（应该还加上那个时代除孙中山之外的几乎所有当过“大总统”、“国务总理”、“陆海军大元帅”乃至“洪宪皇帝”的大人物）都“尔曹身与名俱灭”了，唯独鲁迅“光焰万丈长”！历史有另一种“排座次”方式。

　　我的一位朋友，已经是“正厅（局）级”了，又给自己弄了个“政协常委”，以便到65岁再退休。但还剩下两件忧心事：一是怎样混个“副省级”，二是怎样才可“青史留名”“流芳百世”？为了这后一个目的，正使劲“树碑立传”甚至建起了“纪念馆”和“碑林”……

　　今天这种“职级”的官员，几乎就听不见任何不同意见了。但我俩毕竟是朋友，我就成了唯一的例外。于是，最近我在又一次翻阅《周氏三兄弟》，又一次细看该书第65页上那幅照片，又一次深思后给他写了一封信。我写道：“鲁迅的遗嘱是‘埋掉，拉倒’！他当过的最大的官是‘科长’，连七品都不算，比你低得多；他更没有‘政府津贴’，也不是‘优秀专家’；他生命的最后十年吸劣质香烟，生活紧巴巴的。但历史并没有忘记他。无论当时还是现在，无论爱他还是恨他的人，都不能无视他。时至今日，发现鲁迅一封信或一首诗都如获至宝，大加研究和宣传。鲁迅研究始终是‘显学’。他‘青史留名’‘流芳百世’了，但凭的并不是‘树碑立传’，而是作品和人品，是他对祖国负责，为人民鞠躬尽瘁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