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钰是一位硕学通儒，自崇化学会成立后担任主讲近10年，为振兴天津国学，研究经史古文做出了突出贡献。

　　章钰字式之，1865年出生在江苏长洲县一个商人的家庭。父亲经营一家小药铺，仅能维持家庭糊口，但对子女的教育从不吝啬，曾为年幼的章钰购买了《日知录》、《困学纪闻》。这两部书是章钰治学的开始，他一直珍藏保存，到老不失。

　　章钰17岁入苏州府学，并在紫阳书院学习，25岁中举，39岁荣登进士。后任刑部主事，两江总督端方的幕府。后随端方北来，在京师供职于吏部、外务部，充任一等秘书、庶务司帮主稿，兼为京师图书馆纂修。辛亥革命后退居天津，住在河北大经路。他对于大清朝颇为拘执，临终时还遗命葬以故国衣冠，但并未像许多人那样争着去做遗老，在和答罗振玉的诗中写道：“怜我虽寻彭泽菊，感君真啮首山微”，心境耐人寻味。他在这种心境中，移情于对国学的研究，正如所言“吾生元宰已无望，珍重新镌几卷书”。教书、校书构成他在天津的两项生活内容，“以教书谋食，以校书遣生”。

　　由于章钰喜欢读书，也好藏书，其书斋名为“四当斋”，援引南宋尤袤的一句名言：“饥读之以当肉，寒读之以当裘，孤寂而读之以当友朋，幽忧而读之以当金石琴瑟”。章钰早年贫寒，藏书来之不易，所以藏书到12匣时，在匣面上标以12字“得此书，费心苦，后之人，其鉴我”，正好每匣一字。章钰藏书近50年，共收书3368部，72000多卷。其藏书以史部、集部为多，并以精刻批校本见长。在天津期间，专注校书之事。其校书、手抄15000卷，用力最深的是《胡注资治通鉴》和《读书敏求记》。此间，还被清史馆聘为纂修，负责乾隆大臣传、忠义传、艺文志的撰述。章钰与天津的文人过从甚密，参加城南诗社、存社的活动。许多人经常光顾章钰家，天津刻书家金钺认识罗振玉就是在四当斋。

　　章钰一直主张振兴国学，颇得天津文人的赏识。津门宿儒严修与章钰结识很久，1919年，严修60大寿时，章钰的贺寿诗最恳切，“语语不忘轨”。1924年，章钰60寿辰时，严修作《祝章钰六十寿》：“君为斯文忧，教我距邪诐。我虽心折服，庸陋弗能为。惟颜能匡谬，惟韩能起衰。已为先知者，斯能觉后知。求之时贤中，舍君更有谁？”后来林墨青先生创办存社，请他讲课。1927年，严修创办崇化学会后，又聘请他担任主讲。章钰在崇化学会设义理、训诂、掌故等课，学生既可专学也可兼学。最初课堂设在严修的家，每月授课两次，以经史发题，并校阅笔记，分数最高的，给予奖励。后来，崇化学会迁到河北二经路，再迁文庙明伦堂。授课改为每周三六两天，讲授经义及讨论各种学术的得失，析疑辨难。由于章钰的学识渊博，崇化学会一时盛况空前。宋蕴璞《天津志略》评价崇化学会为：“华北唯一中国学术研究团体，即以治古所得论，当亦不难与从前莲池书院，后先媲美云。”

　　章钰临终前迁居北平，1937年5月去世。当年10月，其遗孀王丹芬女士将四当斋的藏书全部捐赠给燕京大学。燕大图书馆专辟纪念室收藏，同时陈列他生前用过的文具、书案等，又由顾廷龙先生负责编成《章氏四当斋藏书书目》三卷行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