算上新疆书市，叶永烈已经是八进全国书市搞签售活动了。此次，他再次推出四本新作，包括纪实长篇作品《追寻彭加木》，并以三场签售活动成为当之无愧的热点人物。

　　在他下榻的宾馆内，记者对他进行了面对面的采访。虽然已是晚上九十点钟，但伴随着清茶的阵阵香气，似乎永不知疲倦的叶永烈先生还是对记者滔滔不绝地讲述起他的创作经历。而昨天是彭加木失踪２６周年。

　　揭秘26年前搜索传奇

　　“是惟一获准进罗布泊搜索的作家”

　　记者：在新疆书市上，您的纪实长篇作品《追寻彭加木》引起很大关注。据说这部作品是您在２６年前就完成的？

　　叶永烈：对。１９８０年６月１７日彭加木在罗布泊失踪后，我于７月５日随搜索队伍进入罗布泊。当时除了一位新华社新疆分社记者之外，我是惟一获准进入罗布泊搜索的作家。我在上海、在乌鲁木齐、在马兰核基地、在“７２０基地”以及库木库都克搜索现场，采访了五十多位彭加木亲属、好友、领导以及相关人士，其中包括彭加木夫人以及儿女，以丰富的第一手资料写出了《彭加木传奇》一书。

　　“寄希望于警犬的嗅觉寻找他”

　　记者：当时的搜索工作有什么特别记忆深刻的吗？

　　叶永烈：在第一次搜寻时，队员在离营地东北十公里处的芦苇包上发现有彭加木坐下休息的印记，一张椰子奶油糖纸夹在芦苇秆上，这正是他在米兰农场买的那种糖。当他们打算沿着彭加木脚印追寻的时候，遇到了坚硬的盐壳板，脚印消失，失去了追踪的线索。

　　为了继续寻找工作，在我参加的那次搜寻行动中，特意调来六只警犬，原寄希望于它们的嗅觉寻找彭加木，但在５０摄氏度高温的天气里，警犬的嗅觉完全丧失了工作能力。

　　记者：在那种条件下，您的采访环境也一定很艰苦吧？

　　叶永烈：到了罗布泊才知道水的珍贵。我在那里采访了２０天，没刷过一次牙，没洗过一次澡。就连喝的水也是酱油一样的颜色。因为水装在铁桶里，晃来晃去，把铁锈都晃下来了。但即使这种水，当时也是十分珍贵的。

　　“不能出版的清样放上书架”

　　记者：书大概是什么时候完成的？

　　叶永烈：从８月３日起，我闭门写作，以日写万字的速度，１２天写出了１３万字的《彭加木传奇》初稿。８月１６日，我把初稿送往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社热情肯定了我的作品。根据出版社和彭加木夫人的审阅意见，我对初稿作了修改、补充。

　　就在这时，１９８０年１１月１１日，香港《中报》头版头条刊载了一则天下奇闻。说有人在华盛顿看到了彭加木。报纸上说的有鼻子有眼，“可惜”就缺少一幅彭加木在纽约的照片。因为这篇报道，书稿在送审时，出乎意料地要作删节和修改，“避免给海外的谣言提供证据”。删改后再出清样，已是１９８１年１０月了。再度报审。报审之后，又要删改。不得已，第三次作了删改，排出第三稿，已是１９８２年了。然而在付印前夕，又受到干涉。出版社只好放弃出版计划。

　　在新书出版前，我曾通过香港朋友，把我书中写的这部分内容转给《中报》相关人员看，希望他们告诉我当初谣言的背景，但一直没得到回复。

　　记者：以那么大的热情采访、创作的图书，就这样流产，当时想不通吧？

　　叶永烈：不仅我想不通，出版社也极感遗憾。当时我跟出版社要了全部清样，自己把清样裁成图书大小，用锥子穿线装订，还做了一个封面。然后我把这本不能出版的“书”放到书架，一放就是２６年。当时我想，以后一定会有机会出版的。

　　重新创作《追寻彭加木》

　　“把原来不敢写的加进去了”

　　记者：两个月前，新华社发出关于罗布泊发现疑似彭加木遗体的干尸的电讯之后，在全国掀起了一股彭加木热。您的新书在这个时候推出是恰逢时机。新书和２６年前写的有什么区别？

　　叶永烈：主要是做了一些修改和补充。原来的作品毕竟是２６年前写的，受到当时社会环境的限制，很多内容不能写。毕竟当时写模范就是把好人好事堆到一起。这次把原来不敢写的内容加进去了。

　　记者：写了哪些原来不敢写的内容？

　　叶永烈：补充了很多，写了彭加木的方方面面，包括他性格上的缺点，以及我对当年一些事情的看法。

　　比如说，１９８０年１１月１０日有关部门曾组织了第四次搜索，当时动用了６９人、１８辆越野车，总共搜索４１天。前三次搜索距离彭加木失踪时间短，生死未卜，有寻找的价值。在人已经失踪４个月后，再组织这样大规模的搜索就没必要了。当年彭加木之所以去寻找水井，就是为了节省汽油，这种大规模寻找的做法显然是违背彭加木本意的。

　　“悲剧与他的失误和性格有关系”

　　记者：针对彭加木，您对他的描写有哪些变化？

　　叶永烈：应该说写了一个更真实的彭加木。他的悲剧与他的失误和性格有关系。他的同事曾对我说，彭加木是个好人，但他也有一些弱点。比如科考队在乌鲁木齐出发时是星期六，但成员中很多人家就在当地，希望星期一再出发。彭加木的想法是急于完成任务，希望提前走，他以为大家都想的跟他一样。

　　出事的原因也与此有关。当初科考队有规定，必须两个以上的人在一起才能出去。这条规定是彭加木自己制定的，但他自己却没有这样做。为什么呢？

　　达到马兰核基地后，只剩下一桶水和一桶油。在与有关部门联系后，对方让他们原地待命，在中午前用直升机把水运来，再用卡车把油运来。但彭加木算了一笔账，如果用直升机送水，每小时要花费２０００元，为了节约，他想依靠自己找水。在６月１７日９点他就曾提出开车出去找水，但队员认为一桶油不够。在建议没有得到支持的情况下，彭加木决定自己出去找水。没想到一去不复返。当时他还没有按规定穿橘红色衣服，而是穿了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工作服，这也给后来的寻找工作带来困难，悲剧就是这样发生了。

　　“最重要的是追寻彭加木精神”

　　记者：在这次的创作中，您是否把想的都写进去了？

　　叶永烈：还有一些更尖锐的话我没写，因为不想引起太多麻烦。也许在很多年后，我会在修订时写出来吧。

　　记者：您觉得在２６年后出版这本书，其意义在哪儿？

　　叶永烈：我曾经看过一篇报道。有人问一位年轻人，是否知道彭加木？那年轻人的答复竟然是，彭加木是一种树木。

　　彭加木已牺牲了２６个年头。从某种意义上讲，目前发现的干尸究竟是不是彭加木遗骸，已经变得并不那么重要。我们今日追寻彭加木，最重要的是追寻彭加木精神，重拾人们对彭加木的记忆，唤起对于彭加木精神的追寻。

　　１９５６年，他主动放弃出国学习的机会，赴新疆考察。１９５７年身患癌症回上海治疗，病情稍有好转就重返边疆。他先后踏遍云南、福建、甘肃、陕西、广东、新疆等十多个省区，曾帮助组建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每年到新疆工作一段时间。他改名彭加木，意即架起通往边疆的桥梁。

　　在今日，在“开发西部”的热潮中，特别需要彭加木精神，特别需要千千万万像彭加木那样的年轻人。

　　带新作八进全国书市

　　“《我的私人生活》书名非我本意”

　　记者：我注意到在书市上，您还要签售三本新书，其中有一本叫《我的私人生活》。感觉这个书名的风格跟你以前的作品不太一样。

　　叶永烈：这个书名并非我的本意，我原来自己写的书名叫《三度空间》。

　　这本书是讲我的家庭生活的。我的家庭很特殊，我和爱人生活在上海，大儿子一家生活在台北，女儿一家生活在美国。我所说的“三度空间”指的就是这三个地方。

　　这本书中既写了我和爱人相识相恋的事情，也写了我们这三个家庭中的很多有意思的事情。

　　记者：其余两本《叶永烈海外游记》《我的人生笔记》是写什么的？

　　叶永烈：前一本写了我在２０多个国家的所见所闻；后一本写了我的一些创作经验。这三本书都是散文随笔，每本大约３０万字。

　　“我已是八进全国书市”

　　记者：去年的天津书市上，您带来了１４０万字的《红色三部曲》，今年带来了约１００万字的随笔新作，还有《追寻彭加木》，感觉您的创作精力特别旺盛。

　　叶永烈：算上今年，我已是八进全国书市。平时搞签售不是什么难事，但能连续八年在全国书市搞签售，做到这一点的作家不多。因为在书市上签售的书一方面要求是新书，另一方面必须是有一定分量的图书。

　　记者：保持这样高速高质的写作有什么秘诀吗？

　　叶永烈：我把外出采访与案头写作，看作是不同工作状态的交替。一年到头，我没有周末和休息日，也没有节假日。我也没有退休日。我一直处于工作状态。特别是放长假的时候，电话很少，而我又从不在长假外出旅游，使我能安安稳稳写作。这样，相对而言，我的创作时间就多一些。

　　我从１９９２年起就改用电脑写作，是第一批换笔的中国作家之一。电脑写作，大大提高了写作效率，同时也减轻了写作的劳动强度。

　　记者：即便如此，每年推出新书的状态也还是让人钦佩。

　　叶永烈：我有两个时期是可以停止创作的。一个是在“文革”时期，当时一分钱稿费都没有，但我还是继续写，我出了十本书，而且还有很多书稿都被编辑锁在了抽屉里，但“文革”一结束，我的作品迅速出版，在１９７８年几乎每个月出版一本。

　　还有一个时期是现在。我已经６０多岁了，儿女事业有成，按说没必要再写作了。但对我来说，写作如同生命，因此每年都要推出新书。

　　“其实作家如同演员”

　　记者：让人惊讶的是，您写作的领域特别宽广，而且写的都非常成功，比如科幻作品、纪实文学、散文随笔。

　　叶永烈：哈哈，我的确涉足过很多领域。我导演的电影《红绿灯下》获得了中国第三届电影“百花奖”，出过５本摄影集，写过相声集、诗集，出版过武侠小说，写过经济类题材的图书《房地产白皮书》……

　　其实作家如同演员，要尝试不同类型的角色。有的演员是特型演员，一生只能演某类角色；但有的演员则戏路比较宽广，这样就有机会演出不同的角色。

　　信报记者 赵明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