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近代新观念的引进中,由于日本对"西学"的译介远胜中国、大量中国学生留学日本、中日"同文"等诸多原因，使译自日文的书籍在甲午战争中国为日本所败后突然后来居上，迅速超过原来的中译西文书籍。从公元1900年后，中国"新知识"的翻译工作几乎就集中在日本。值得一提的是范迪吉译编的《编译普通教育百科全书》，当时广为发行，影响不小。"全书"包括了"知识"的各个领域，共分8大类：宗教和哲学6种，文学1种，教育5种，政治法律18种，自然科学28种，实业(包括农业、商业和工业)22种，其他2种。"全书"使用的是标准的日本术语，对中国各类学科术语的规范化起了重要作用。

　　通过这种大量的翻译引介，一大批日语词汇融入到现代汉语之中。有意思的是，这些词汇甚至迅速取代了"严译"的大部分术语。这些几乎涉及各类学科的新词汇或是现代日本新创造的，或是使用旧词而赋以新意，现在又被广大中国知识分子所引进，这大大丰富了汉语词汇，并且促进了汉语多方面的变化，为中国的现代化运动奠定了一块非常重要的基石。现在我们常用的一些基本术语、词汇，大都是此时自日本舶来。如当我们顺口说出"

　　语言从来就处在变动不居之中，随着不同文明间的交往、交流而加快加深。从理论上说，语言交流应该是彼此平等，互相影响，每种方言都有平等挤进"中心"的权利，不同文明间的交流应该对等地相互吸收"外来语"。但实际上语言也十分"势利"，根本不可能完全"平等"。

　　语言发展演变的历史表明，往往是政治、文化中心或经济发达地区的方言才有权变成"官话"、"普通话"，其他方言只能蛰居"边缘"，难登大雅之堂；同样，"外来语"更多也是"先进"向"落后"的"边缘"渗透、侵入，逆向流动者绝少，后者不得不深受前者影响。如不少北京方言或流行语之所以能在全国迅速流行，极易成为"普通话"，自因其为政治、文化中心。近代许多沪语能突破"边缘"进入"中心"，则因其为商埠首开之地，总是风气先得，且日渐成为经济中心。人们往往没有意识到，我们现在以为很"普通"、早就习以为常、时时脱口而出的"滑头"、"流氓"、"盯梢"、"出风头"、"寻开心"、"像煞介事"、"阴阳怪气"……若查书一看，原本竟都是上海方言。而今日粤语的情形亦颇有些类似，自打改革开放以后，广东得风气之先，南风渐盛，于是"粤味普通话"也随

　　万众瞩目的"胡连会"新闻公报就说"正视现实，开创未来"是国共两党的共同"体认"，胡总书记与连主席决定共同发布"两岸和平发展共同愿景"。这多次出现的"体认"、"愿景"不是立即被收入《现代汉语词典》，成为我们的"普通话"吗？事实说明，我们的最高领导人并不拒绝来自台湾的词汇。其实，随着祖国大陆经济的迅速发展，"普通话"尤其是"简化字"在台亦影响渐强，对此，彼岸则有不愿统一的人认为这会增强台湾青少年对大陆的认同而"后果堪忧"。这恰恰说明，两岸语言在互动中越来越融洽而不是把彼此的语言视为有害的洪水猛兽而渐行渐远，实在是增进彼此了解，有利于国家、民族统一的幸事。

　　而大量"外来语"在近代随西学东渐，甚至有"外"来居上之势，盖因"西学"较为发达先进也。无论高兴与否赞成与否，这种自然而然的过程就是如此，难以人为改变，大可不必因此而痛心疾首。若一定要"查户口"、"讲出身"，非要"正本清源"查"血统"，非祖宗八代"根红苗正"不可，一定要把这种带有"殖民"色彩的"外来语"统统扫地出门，则我们现在几乎无法开口说话。应当说，从总体上来看，无论是方言还是外来语，都使我们的语言更加生动、新鲜、丰富、精确。

　　新词的引进当然不能离开翻译，音译意译，本无定论。但每见一些音义兼容的漂亮译法，总使人击节不已。如果将"Coca-cola"意译为"古柯叶饮料"或"碳酸类饮料"，它在中国一定不会有今日"可口可乐"的骄人业绩。"Pepsi-cola"如果译为"皮斯克勒"或"屁事可乐"之类，"百事可乐"在中国也不会如此畅销。"Benz"是驰名世界的德国名车，以前曾译作"苯茨"，有音无义，如同化工产品，"感情零度"。现在改译为"奔驰"，音义俱有，汽车奔驰之状跃然欲出。

　　有的翻译还使原有的词汇"增义"，如船停为"泊"，但香港用"泊"来翻译英文"Parking Lot"(停车场),停车位也译为"泊位"，现在此译也传入大陆，使汉语的"泊"不专指船停，同时也可指车停。以"泊"字译英文停车"Parking"，音义皆备，且有独特生动之感，不知是哪位高明妙手偶得。

　　现在都知道"席梦思"指弹簧床，为一外来语。但在外语词典中，却查不到这一"外来语"。原来，"席梦思"本是美国专门生产钢、铜弹簧床及床上用品的"Simmons"公司的译名。该公司初译为"雪门斯公司"，译名平平，大约在1930年代，该公司改译为"席梦思公司"。生意兴隆再加译名漂亮，"席梦思"遂成中文弹簧床的代称。

　　新词的使用，自然而然，非人力能强迫。如祖国大陆将"Taxi"译为"出租汽车"，香港早就根据粤语将其译作"的士"，将"take a taxi"顺势译为"打的"。从1980年代起，"打的"在大陆口语中亦极流行。不过当时报上曾多次有文章劝人不要说"打的"，要说"乘出租车"。并说香港是殖民地(当时还未回归)，"打的"是殖民地语言，而我们若用"打的"一词是等而下之的被"殖民地""殖民"，所以是"自我次殖民地"化。陈义不可谓不高，无奈言者谆谆，听者藐藐，直到现在，出门即要"打的"者仍不在少数。

　　译名种种，不拘一格，译界高明可各显身手，任社会生活自然选汰。但笔者以为科技译名却应当遵从有关部门的规定，否则将引起严重混乱。如我国有关部门规定将英文"Laser"一词译为"激光"，而港台多将其译为"镭射"。但现在内地的许多报纸广告或歌厅招牌上的"激光音响"、"激光唱片"都让位于"镭射音响"、"镭射唱片"。更有甚者，则干脆来个兼容并包，赫赫然写上"激光镭射"或"镭射激光"，令人啼笑皆非。

　　总之，语言如同流水，也是高往低流，难以人力阻止。"普通话"之所以"普通"，就在于它能广纳"方言"，博采"外语"。其实，近代中国的大门先于日本被西方的坚船利炮打开，因此"西学东渐"也先于日本，所以在明治维新前后，日本恰恰是通过中国了解西方、"西学"，将中文"西学"书籍大量译成日文出版。这期间的许多"日本新词"却是来自汉语，如铁路、铁道、新闻、国会、权利、主权、公法、选举、化学、植物学、细胞……不一而足。但当近代日本全面超过近代中国后，日语新词便开始大量、迅速流入中国。

　　在近代中日文化交流中，日本从"新词"的"输入国"一跃而为"输出国"的重要原因是"西学"在日本遇到的阻力比中国小得多。这种"师生易位"的历史说明，若想以保守封闭来维护民族文化传统，用心可谓良苦，但结果不仅无裨于事反而更加被动，"弘扬民族文化"云云则更无从谈起；相反，只有开放的文化才能赢得主动，民族文化才能真正弘扬。

　　摘自《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雷颐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