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祖国宝岛台湾访问的十几天，接触了许多文艺界朋友。一提起台湾文艺界，人们自然会想到那几位赫赫有名的大腕级人物。其实台湾文艺爱好者中称得上作家、艺术家的很多，他们大都归属于某个文艺团体。这些团体多是民间组织，当然也有曾经是官方和半官方的，后因国民党居于在野地位而事实上也成为“民间”。我这里所写的更是侧重于它的普遍性与民间性。也许，从他们身上更能真切地感到那里文艺人士的心态。

　　我们到台湾的第二天，这里的“文艺协会”即举行了一个很隆重的联席会。台北的文艺界人士有三十多人参加。与会者中有自大陆过去半个多世纪的国民党老兵，也有出生于台湾的中年作家。有一位原籍江苏徐州的86岁的老人格外引起我的注意，他的“普通话”中带有浓重的苏皖土音。他曾参加过抗战中的武汉会战和长沙会战，先后出版了两部反映抗战期间战地生活的长篇小说。我翻阅了其中的一本，笔法朴实真切，绘声绘色是其所长，大都极少进行宏观的铺叙，几乎用全部笔墨写主人公直接接触和感受过的事件与细节，但爱国情怀和对日寇不共戴天的仇恨还是跃然纸上。这类作品，也许艺术品位不算太高，但我觉得其认识价值乃至历史价值是不可漠视的。另一位是台湾“葡萄园”诗会的负责人金先生。在晚餐的席间朗诵他的即兴诗篇，然后余兴未尽，又索性引吭高歌。他个头不高，却很精干，底气很足，唱得一个不大不小的厅堂似也嗡嗡作响。这是一位真正诗人型的老者。不，按年龄说虽已逾古稀，但从其性格和活力上看仍然是很年轻的。此后在台湾遇到的一些文朋诗友大都是这种风貌，很少有自命“长者”而不苟言笑以示稳重者。也就是在这次席间，一位刘姓先生本来操的是很纯正的“国语”，但一听说我是山东人，便立马改换腔调，说的是地道的鲁中土话，竟逗得大家忍俊不禁，畅笑不已。接着他自报家门，原来他是鲁中沂水县人，自称是李逵的老乡。1948年我军解放济南后他还一度进入了华东军政学校，后来不知怎么又去了青岛，1949年去了台湾。接着我们拉起了家常，据我所知，蒋军撤逃时还裹胁许多店员工人等用美国军舰运去台湾。他说不错。我说：“是1949年6月2日吧？”他笑说：“正是那天。”他还告诉我这几年他回家乡多次，还在昌邑等地表演过书法。这天也许因喝了几杯酒之故，他乘兴唱起了一般人可能未曾听到的歌。当唱到半截，他问我：“听出是啥歌了吗？”我当即答道：“是《毛泽东之歌》。”他更兴奋起来。我猜想这歌必是当年他在山东学的。因此上世纪40年代中期在我的老家胶东甚为流行。

　　当我们环岛行之后再次回到台北市，与纯属业余艺术团体“青溪新文艺学会”的联欢给人留下极深的印象。与会画家和歌者都有本职工作，好像均为教师、职员之属。当我们来自大陆的作家进入会议室，无论是年逾古稀之年的老者还是青春年少的绘画者，都十分认真地在施展丹青才能，对中华传统绘画艺术有一种醉心的痴迷，而我们自大陆来的人一时都成为心神投入的观客。青溪学会的负责人热诚地宣布说：“大陆来的朋友如果看好谁的作品，哪一幅画，可以指名点下，画家将无偿奉送。”我与来自山西的一位写小说的作家觉得人家十分不易，没好意思预订；但最后还是未使我们空手而归，我多蒙赠予的是一幅国画花卉，作者是台北市大安高工的教师喻女士。

　　略抱着几分神秘的心情而去，又怀着十分平和的心情而归。两岸的文学艺术作品从其味道上可能会有某些差异，但在民族艺术传统的继承上，都有共同的根系。在那里，给我粗略的印象是：尽管有宝塔尖上的大腕级作家和艺术家，但更活跃，更投入的是那些业余作家和诗人，画家和作曲家，虽然他们限于经济资助等原因也还存在一些困难，有的团体只能说是惨淡维持。但我却觉得，他们中有许多人是很可爱的。他们也许并不妄求闻达于艺界，造势于广场，但那种执著与痴迷劲儿，对我还是有所激发的。汲取诗艺文质固好，而得益于执著精神的感染也是一种极大的收获，说是“不虚此行”，亦应包括此点在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