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山发生大地震那年，我是天津市邮政局一个入局仅两年的投递员。我家所在的和平区是重灾区，房屋倒塌严重，人员伤亡惨重。我家房子也坍塌了。夜幕下，天上下着小雨，一家人在附近的公园里，扯上一块塑料布，用四根竹竿撑起来遮雨，就算安顿了下来。天还没亮，我就往黄河道邮局赶。一路上目睹灾后的惨状，更感到自身肩上担子的分量。到局后，我和同伴们帮着处理邮件，进行投递前的准备工作。出人意料的是，等上班的时间一到，当天应到岗的投递员全部到齐，充分展示了一个“半军事化”企业的风采。然后抓紧作业，很

快出局投递。我敢说，是我们几百名邮政投递员的往来穿梭，送信送报，使一个仿佛“停滞”了的城市重新现出勃勃生机。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几乎家家都有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平时彼此的联系主要靠书信。大灾之后，知青们或外地的亲友纷纷来信来电，了解震情或向亲人报告平安。而身处重灾区的天津人，更是急于把自身的境况告诉在外地的子女或亲朋好友。人们把亲情、友情，把思念、牵挂，统统都托付给人民邮电事业。有的人发了信，还不放心，又想打电话、发电报。但由于通信线路遭到破坏，长途电话打不了。因此，邮局的营业厅内排起长龙发电报，成为从未有过的景观。

　　震后，人们的住处变动特大。原来的住房即使未被震毁，都不敢住了。有的投亲靠友，多数就在附近空旷地带搭建起了临建棚。有的几家联建，有的独门独户，没有规划，没有标准，星罗棋布，密密麻麻。没有街道，没有门牌，更没有人到派出所登记。这些给投递工作造成了极大的不便。为了将报纸信件及时准确地投递出去，我们往往是先按址投递，找不到人就直奔临建棚。最初几天，余震频频。我们也从不畏惧，大胆穿行在楼当里巷之间。到临建棚送信，举着一大把信却不知往哪里送。没有办法，我们“发明”了喊信，就是拿个干电池喇叭，到临建棚比较集中的地方去“点名”。有的用户转移新址，已不在本投递界内，“点名”不到，我们千方百计找线索，勤打听，直到把邮件、汇款妥投为止。这样，几天之后，谁家大概住在什么地方，就有一个轮廓和印象，再投递起来速度就快多了。

　　按照业务分工，市区电报应由长途电信局投送。由于当时电报大量积压，

　　那年，我有幸被评为全国抗震救灾先进个人，并于9月1日随天津代表团出席了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的表彰大会，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

　　三十年过去，当时的情景仿佛就在昨天，历历在目。大灾面前，人间的温暖，投递员的荣耀，让人回味，让人留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