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7月28日凌晨，可能随着地震的那第一晃，我就已经从屋里的炕上“飞”到了院子里。我不知道睡梦中自己是否感觉到了什么，但我“飞”到院里惊醒后马上就意识到并高喊：“地震了！”

　　外面很黑，似乎还下着雨。我刚一定神，立刻想起屋里还有人，便马上喊着又回到屋里找他们。

　　当时，我是和同系的薛宝琨老师带学生在宝坻县的网户村实习，住在老乡家。薛老师的儿子冬冬刚八岁，因为学校放假，妻子在市里要照看更小的女儿，顾不过来，所以把冬冬也带到网户村来了。孩子很乖，讨人喜欢。我回到屋里第一件事，就是摸索着找孩子。这时，大家都醒了。因为停电，看不清，只能互相催促着快往外走。

　　雨还在下，仓促间大家都没带出雨具，不敢回屋，也不敢靠墙根、进门洞，只好站在树下，等待天亮。薛老师抱着孩子，尽量用自己的身体给孩子挡雨。虽然是夏天，大家却感到很冷。

　　天终于慢慢亮起来。我才发现手上、胳膊上有伤，怪不得早就觉得疼呢！后来，村里让我们吃饭，大家虽然饿，却都吃不下。这时，我们考虑更多的是，下一步怎么办？电话不通了，不能与学校联系，只能派人返校请示。考虑到孩子的安全和其它情况，我们决定让薛老师带孩子先走。

　　下午，薛老师和孩子带着老乡给的干粮、煮鸡蛋，穿着老乡借给的雨衣，骑着老乡借给的自行车就冒雨出发了。后来知道，这一百多华里，还真是一段艰险的路程。路不熟，雨一直在下，白天还算好办，随着逐渐天黑，问路都不好找到人了，所以他们常常要走冤枉路。天冷，干粮、鸡蛋早吃完了，慢慢就饿了，困了。坐在后车架上的孩子竟然有两次掉到了地上都没醒。开始，薛老师也没察觉；觉得后边轻了，不对劲儿，回头看，才发现孩子没了，连忙回去找。他抱起孩子，不由落下泪来。但没有别的办法，只能叫醒孩子，嘱咐他注意点儿，再给他裹好雨衣，放到车架上，继续跋涉。后来，车的一只脚蹬子松动了，也没法修，只能凑合着靠单腿用力，就更累了。路过杨村大桥，薛老师骑在车上，能看到桥下河水的反光。第二天才听人说，桥面已经好多处震塌了，都是大窟窿，白天桥头有人站岗，不许通过，怕掉下人去；晚上天黑下雨，真不知你们是怎么过来的？薛老师听了倒吸一口凉气，真叫他后怕！一路上，没有卖食品的，他们饿了，也得咬牙坚持。后来，还是到路旁的老乡家问路时，人家可怜孩子，给了他们两个窝头。就这样，蹬车13个小时，才走到天津北郊区，实在蹬不动了，便到内弟家住下。第二天回到南大，先找中文系领导汇报，然后才回家见妻子和女儿。

　　第二天，学校的车来到网户村，把薛老师借的雨衣、自行车还给老乡，把我们接回学校。到家时已是晚上10点。原来的房子没人，一问，才知道妻子跟七八户邻居睡在临时搭起的窝棚里，把岳母家三口人也接来了。第二天，刚要想办法给老家报平安，母亲却派三弟骑车四百多里来看我，这让我的眼里不由也热辣辣的。

　　几天后，我又离开学校，带学生到汉沽的大神堂去抗震救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