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杨绛先生的散文《丙午丁未年纪事》，其中讲起她本人“文革”中被“揪出来”以后不久的遭遇：……我们都是陪斗，那个用杨柳枝鞭我的姑娘拿着一把锋利的剃头推子，把两名陪斗的老太太和我都剃去半边头发，剃成“阴阳头”。

　　……我戴着假发硬挤上一辆车，进不去，只能站在门口的阶梯上，比车上的乘客低两个阶层。我有月票，不用买票，可是售票员一眼识破了我的假发，对我大喝一声：“哼！

你这黑帮！你也上车！”

　　造反派剃去她的真发，售票员识破她的假发，“史无前例”之初，人们对头发的有无真假敏感之至。抚今忆昔，不禁令人凄然深思。

　　三十多年前，“文革”开始不久那会儿，中国人在头发上确实很下了些功夫。

　　女红卫兵、红小兵为显示自己的革命精神，不少人剪去自己的辫子或长发，改造成“运动（员）头”或“男式头”之状。当时有一种不成文的流行理论：梳一条辫子是封建主义，梳两条辫子是资本主义，披肩长发则是修正主义，统统在横扫之列。笔者其时正在北京，亲眼看到不少小将带着大剪刀等工具奔赴火车站，将来京串联的女同志的辫子长发不容分说统统剪去，场面相当火爆壮观。

　　上述乃是“革命的动力”革自己的命，无论自动自觉还是比较被动，处境都不能算坏；对付“革命的对象”就大为不同了，往往特别胡乱地给他（她）瞎剪一通，称为“黑帮头”，又有强行给剪一半留一半或在中间推去一道的，则称为“阴阳头”，以表示其人阳奉阴违，是个野心家阴谋家，同时自然也属于“黑帮”的范畴。杨先生当年即未能幸免。

　　男野心家阴谋家们不愿不阴不阳，大抵请人给推光剃光了事；女野心家阴谋家则相当为难，尤其狼狈，一般是弄一顶帽子以蔽之，像杨先生那样做假发戴起来掩盖的，似较为少见。

　　不过凡是比较厉害的单位，往往特别勒令“黑帮”们不准乱说乱动，要保留这种阴阳头以便示众。

　　若干年后跟几位老同学谈及往事，才恍然若有所悟，原来当时那样做也是有所本的，合于某种

　　当年的红卫兵虽然未见得能确认头发胡须在传统观念上的重要地位，但给别人剃阴阳头来玩赏他们精神上的痛苦，也够得上“穷凶极恶”的心理了，尽管责任主要并不在他们。

　　“文革”初期表面上在“破四旧”，其实却把更旧的甚至原始的东西都弄了出来。头发上的花样只不过是其中一个小小的节目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