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天一位“京味作家”很感慨地说，京味作品不大兴时了，在许多地方不大受欢迎。这是实情。其实，老舍先生当年也遇到过这问题。老舍先生早年的作品曾经写了不少地道的北京话，北京以外的、特别是江南的读者读起来就有些不大明白。他举例说，描写一个人从椅子上滑下来，他写成“出溜”下来，生动而且极具京味儿。可外地人不懂，他们不明白一个人怎样从椅子上“出”而又“溜”。结果这生动与地方特色反而将一批读者拒之门外。

　　毫无疑问，北京话是北京文化的重要内容，但不是全部内容。一个会说北京话的人，并不意味着他是一个北京文化的专家，或许他连北京文化的皮毛都不清楚。相反，今日一些著名的北京文化学者并不是北京人，说起话来，也不是“京腔京味儿”。这挡不住他们的学问。文学作品是给尽可能多的读者看的，就必须照顾到大多数读者的语言习惯，而我们国家的通用书面语言就是普通话，近乎北京话但不是北京话。文学作品的语言，当然不是一般的普通话，而是优美生动的普通话。它既要合乎语法，又要有作者的个性以及地方特色，而这种地方特色又不能让此地以外的人士读起来如坠五里雾中。这是份儿繁难的事情，绝不是一些人想像得那般轻松。记得上世纪50年代，一些刊物专门给作家的作品挑语言上的毛病，哪些是语病，哪些是错白字，也未见哪位作家生气，急赤白脸地和人家吵架。那时全国有一个共同的心愿，叫做“为祖国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奋斗”。现在“多元化”盛行，语言也“多元化”，不合乎汉语语法的词语，（据说是‘港台’的流行语）漫天飞翔“接下来”（按：应为“接下去”）的以误为正四面通行就是个典型例子。至于汉语中夹带外语和“协和语”（外语的汉译音，或半汉语半外语音译，以及上海的“洋泾浜外语”如“上御手洗”打“得律风”开“派对”等等）正如旋风扫过，铺排一地，成为文章的时髦。为了维护祖国语言的纯正，不少人举起“地域特色”的旗帜，在文章里以地方土语为主，编织语言的锦绣，使文章增色，人物生动，显示出一派灵动之气。但是，也产生了排斥异地读者的意外效果，渐渐不受待见了。今天，“京味儿文学”所遇到的尴尬，在我们以北京语言写作的作家前辈中早已遇到，他们或是找到了自己走出困境步入华堂的途径，至少在语言方面成为全国的大家（其它方面姑且不论），如梁实秋；或者躺在“京味儿”的床上睡过了一生。老舍先生是一位杰出的语言大师，他把北京话中的精华锤炼成极具特色的文学语言，既有浓烈的京味儿，又合于规范的汉语语法，既有自己的风格，又能让全国的读者读得兴味盎然。他仿佛做出了一张中国语言的“门捷列耶夫元素周期表”，成为京味文学的标杆，以后无论什么人，写出什么时代的京味文学，都只能填写在这张表格的空格中。

　　我想，老舍先生在发现冷僻的北京土语不能直接写入文学作品以后，一定有过深长地思考，他既要把话说得同生动的北京话一样生动，

　　我想，他必是有一部自己编纂的《北京话精华词典》存于他的脑海。他知道哪些北京话是可以进入文学的预备品，它们虽然漂亮，可不够周正，尚需好好地打扮。打扮的规格就是汉语语法，句法，通用的语言习惯。于是，生动可是稍嫌粗糙的北京生活语言，就变成依旧生动，甚至颇含哲理的京味文学语言，受听又受看，经得住品味，比如：“我爱咱们国呀，可谁爱我呀”。

　　我想，他必是反复又反复地研究过北京话的特色和各种构成要件，以至于在必要的时候，他能凭这些创造出生活中没有或者少见的北京文学语言，比如：“人这一辈子仿比个枣核，两头小，当间顸。小时候不饿死，万幸；老了不饿死，万难！”这明明是一个一生受苦的北京老人的语言，可这又是大学教授也难以说出的美妙的文学语言。这是老舍创造的北京文学语言。

　　我想，他必是把各式各样的北京人的语言过细地研究过，又把这些有个性的北京生活语言，同标准的普通话作过对比，找出一个规律性的东西，又按自己的书写习惯来叙事状人，所以在他笔下，一人一个脾气秉性，一人一个说话习惯，故事也精彩，江南江北的读者都喜欢。

　　我想，这一切或许都是我的瞎想。老舍先生在语言上早已步入自由的境界，他的笔通向所有他想去的地方。

　　我想，从老舍的作品中，我们至少可以知道：北京话不是普通话，北京的生活语言只是进入文学殿堂的候补者，必须经过加工才能登堂入室成为文学语言。那种从生活中拣来几句鲜嫩话就塞入文学作品，还号称是“京味文学”，只是一种偷懒的办法，抑或是还没弄明白生活不等于文学。

　　有位朋友在回答他的作品与老舍作品有何不同时，他说，老舍是用北京话写作，而他则是用文学语言写作，只是在写到北京人的时候才用北京话。他的认真让我钦佩，但我以为他的话可能是个口误。我以为老舍也是用文学语言，而且是更精道的文学语言写作的，可是也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