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哥伦比亚大学演讲《红楼梦》次日，几乎美国所有的华文报纸都立即予以报道，《星岛日报》的标题用了初号字《刘心武哥大妙语讲红楼》，提要中说:“刘心武在哥大的‘红楼揭秘’，可谓千呼万唤始出来。他的风趣幽默，妙语连珠，连中国当代文学泰斗人物夏志清也特来捧场，更一边听一边连连点头，讲堂内座无虚席，听众们都随着刘心武的‘红楼梦’在荣国府、宁国府中流连忘返。”

　　我第一次见夏志清先生，是在1987年，那次赴美到十数所著名大学演讲(讲题是中国文学现状及个人创作历程)，首站正是哥大，那回夏先生没去听我演讲，也没参加纽约众多文化界人士欢迎我的聚会，但是他通过其研究生，邀我到唐人街一家餐馆单独晤面，体现出他那特立独行的性格。那次我赠他一件民俗工艺品，是江浙一带小镇居民挂在大门旁的避邪镜，用锡制作，雕有很细腻精巧的花纹图样，他一见就说:“我最讨厌这些个迷信的东西。”我有点窘，他就又说:“你既然拿来了，我也就收下吧。”他的率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98年二次赴美，在纽约也是不少的文化界旧友新朋举办餐会，欢迎我和妻子晓歌，记得那回来的人甚多，以至餐馆包间的玻璃拉门都关不上了。在座的文化泰斗级人物有唐德刚先生，夏先生却仍不来“合群”。那次唐先生身子骨显得十分硬朗，谈笑时声如洪钟。但这回再赴纽约，要把周汝昌先生嘱交的《我与胡适先生》面呈唐先生时，接待方告诉我，唐先生竟已中风，行动语言不便，我只好惆怅地把周先生大著和两册拙著给华美协进社的何勇先生，烦他转递致慰。

　　夏志清先生只比唐德刚先生小一岁，这回赴美在哥大演讲的前一天，纽约一些文化名流在中央公园绿色酒苑小聚，为我洗尘。夏先生偕夫人一起来了，他腰直身健，双眼放光，完全不像是位85岁的耄耋老翁。他不仅在中国文化方面造诣很高，英文写作在英语为母语的人士眼中也属一流，我感觉他已经具有熟练的英语思维，也具有了“美国大娃娃”的特点，席上他称老妻为“妈妈”，两个人各点了一样西餐主菜，菜到后互换一半，孩童般满足，其乐融融。

　　我演讲那天上午，夏先生来听，坐在头排，正对着讲台。讲完后我趋前感谢他的支持，他说下午还要来听，我劝他不必来了，因为所有来听讲的人士，都可以只选一场来听，一般听众是要购票入场的，一场20元，有的就只选上一场，或只选下一场，两场全听，其实还是很累的。但下午夏先生还是来了，还坐头排，一直是全神贯注。

　　报道说“夏志清捧场”(用二号字在大标题上方)，我以为并非夸张。这是实际情况。他不但专注地听我这样一个没有教授、研究员、专家、学者身份头衔的行外晚辈演讲，还几次大声地发表感想。一次是我讲到“双悬日月照乾坤”所影射的乾隆和弘皙两派政治力量的对峙，以及“乘槎待帝孙”所表达出的著书人的政治倾向时，他发出“啊，是这样！”的感叹。一次是我讲到太虚幻境四仙姑的命名，隐含着贾宝玉一生中对他影响最大的四位女性，特别是“度恨菩提”是暗指妙玉时，针对我的层层推理，他高声赞扬:“精彩！”我最后强调，曹雪芹超越了政治情怀，没有把《红楼梦》写成一部政治小说，而是通过贾宝玉形象的塑造和对“情榜”的设计，把《红楼梦》的文本提升到了人文情怀的高度，这时夏老更高声地呼出了两个字:“伟大！”我觉得他是认可了我的论点，在赞扬曹雪芹从政治层面升华到人类终极关怀层面的写作高度。

　　后来不止一位在场的人士跟我说，夏志清先生是从来不乱捧人的，甚至于可以说是一贯吝于赞词，他当众如此高声表态，是罕见的。夏先生并对采访的记者表示，听了我的两讲后，他会读我赠他的两册《揭秘》，并且，我以为那是更加重要的——他说他要“重温旧梦，恶补《红楼梦》”。

　　到哥大演讲，我本来的目的，只不过是唤起一般美国人对曹雪芹和《红楼梦》的初步兴趣，没想到来听的专家，尤其是夏老这样的硕儒，竟给予我如此坚定的支持，真是喜出望外。

　　当然，我只是一家之言，夏老的赞扬支持，也仅是他个人的一种反应。国内一般人大体都知道夏老曾用英文写成《中国现代小说史》，被译成中文传到我们这边后，产生出巨大的影响，沈从文和张爱玲这两位被我们这边一度从文学史中剔除的小说家，他们作品的价值，终于得到了普遍的承认；钱钟书一度只被认为是个外文优秀的学者，其写成于上世纪40年代的长篇小说《围城》从50年代到70年代根本不被重印，在文学史中也只字不提，到90年代后则成为了畅销小说。我知道国内现在仍有一些人对夏先生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不以为然，他们可以继续对夏先生，包括沈从文、张爱玲以及《围城》不以为然或采取批判的态度，但有一点那是绝大多数人都承认的，就是谁也不能自以为真理独在自己手中，以霸主心态学阀作风对付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