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才知道抓“五·一六”是林彪、“四人帮”一伙搞的一次捕风捉影，下面只知道跟着抓，后来又急忙不了了之——不叫纠正的纠正，不叫平反的平反，不知道是钻进了闷葫芦，一齐被忽悠了。山东省直机关几百人的“五七大队”，在济宁地区的泗水县“插队当社员”。第二年夏秋，忽然停下劳动，听关于庐山会议问题的传达，继而集中在一个地方，学马列，批陈（伯达）整风。不久又抓起了“五·一六”，几百人由泉林一个勘探大队驻地移到县委党校，面对面，斗得热火朝天。山东有独自的创造，把已垮台数年的王效禹曾抓过的“

王王庄集团”（主要是搞王路宾，）下面的“右派翻案集团”，又拿出来当“五·一六”打了一阵。

　　如火似荼的大批判正在进行着，忽然停了。大家一齐去听报告——我们几个没权利听，原来林彪叛逃摔死了，我是从驻地乡亲那里悄悄打听到的。报告听完，接着准备散摊子，打道回府。可是，大家这次下来，工作关系与户口都转了下来，回省是没主的人，大队部便与当地协商，交上名单，由当地分配，要谁算谁，能分多少分多少，都是“社员”级了，原来的职、级没法讲了，剩下没人要的，再回省待业。

　　我们“集团”四人——刘知侠、王希坚、我和袁风，无权参加分配（回省继续被专案“审查”，才知外围有二十余人，包括两位文联老领导燕遇明、包干夫和在高唐县领插队干部抓别人“五·一六”的作家王安友——小说《李二嫂改嫁》作者）。就我所知，分得最好的，是省委机关一位处长，去一个县任副书记。其他大都很惨。我们文联，有两个还算可以，一是我们组副组长彭西庚，一位部队转业的团级干部，去一个县任文化馆副馆长；一是剧作家刘奇英（吕剧《李二嫂改嫁》作者之一），去地区梆子剧团。他俩觉得还算对口，各都有些稍微的喜悦。分得最惨的，是科技单位一个行政13级的干部老齐，分到废品收购站当经理。那位老同志号啕大哭：“我成废品了！”大家也都同情，陪着难过。只我们几个想，还哭哩，我们连当废品的资格还没有！我当时想，若叫我去哪个单位当传达，我保管高高兴兴地给干好。

　　在刚进村不久，与驻邻村的一位女组长熟悉了，她是省直机关一个大宾馆的处长级经理，她丈夫已结合在卫生方面一个厅局干一把手。我说：“你同你家那一口子商量一下，让我去给他当个秘书，我绝对是个干秘书的好角。”女经理连连点头，说：“我给老头子说说，大概他能赞成。”对此许诺，我在心中热乎了好久。分配时，我那处境，事情自然不好再说，也巧，那些天似乎哪里也见不到女经理的影子。心想：准是人家吓得不敢见面了。

　　这是1971年底——20世纪70年代初的事。20世纪80年代初，省直机关文教卫生单位的领导人，常在一起开会，有一次会议休息的空当，我与女经理的丈夫相见，叙起往事，他说：“那时，你要给我当秘书，你这个诗人大作家，我怎么敢用？”我说：“什么不敢用，你是吓得连话也不敢回了吧！”他拍了一下我的肩膀，我们都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