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我们的文学发生了引人瞩目的变化，其中一个重要的趋向是大量神怪、玄幻、灵异小说开始出现。这些小说存在着一种“架空性”值得我们高度关切。所谓“架空性”乃是创造一个和当下的世界完全不同的世界，具有一种不可思议的“架空性”。它们都并不来自现存的历史，也不是对于历史的反映。我们可以发现一种“玄幻文学”，以类似电子游戏的方式展开自身，它也完全抽空了社会历史的表现，而是在一种超越性的时空中展开自己的几乎随心所欲的想像力。

　　这种“架空”就是一种凭空而来的想像，一种“脱历史”和“脱社会”的对于世界的再度编织和结构。它们并不反映我们的现实，反而是创造一个现实。这种对于现实的超验的创造其实是一个类似“

　　在中国“新文学”的整个传统中，幻想文学一直是一个并不受到重视的边缘。在这里有两个潮流是值得注意的。一是社会讽喻或教育类型的幻想文学，作家以幻想作为社会批判和“国民性”反思的途径。如老舍的《猫城记》和沈从文的《阿丽思中国游记》都是这方面的代表作。1949年之后，更将幻想文学作为教育青少年的工具，如张天翼的《宝葫芦的秘密》就是代表作。二是科学幻想类型的幻想文学，也就是对于科学的发展进行预测的小说。1949年后随着苏联科幻文学的引进而有较大的发展，在“新时期”初期的“科学的春天”时期有过一段兴盛期。这两类文学都是启蒙时代思潮的表征，“国民性”的反思是为了唤醒民众觉悟，而科学幻想则是为了开启民众的智慧。但它们其实都是在文学主流的边缘之处，无法和对于社会现实的紧迫的反映相比拟。幻想文学一直被视为一种较为次要的文类，也是作为一个现实的“寓言”来处理的。这当然和现代中国紧迫的民族和阶级斗争的历史以及中国的“弱者”的境遇相关。中国“现代性”已经有一个关于国家富强和个人解放的异常具体而坚实的中国梦，也就不需要另外的幻想文学。

　　伴随着全球化和中国的市场化的新时代的到来，一个较为富有、较为优裕的时代已经来临，这一进程使得中国的青少年开始成为消费的重要的力量。他们开始享有更多的自由和更多的物质性的满足。当日常生活的基本满足不再成为问题，幻想文学也就有了自己更加坚实的物质性的基础。而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