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过三个恋人”，这是周作人新诗《她们》中的首句，收入他的自编文集《过去的生命》。

　　周作人情窦初开是在14岁那年，第一个梦 中情人是杨三姑，大概比他小一岁。当时为了陪侍狱中的祖父，他跟祖父的姨太太寄寓在杭州花牌楼，隔壁一家姓姚。杨三姑便是邻居姚老太太的干女儿，尖面庞，黑眼球，瘦小身材。周作人临摹陆润痒的字贴时，杨三姑常

抱着一只名叫“三花”的大猫，含情脉脉地在一旁观看。她的出现使少年周作人亲近喜悦，于是便在不知不觉间振作起精神，用尽力气去练字，“感着一种无所希求的迷朦的喜乐”（《雨天的书·初恋》）。就这样，杨三姑成为了周作人“对于异性的爱慕的第一人了”（《知堂回想录·花牌楼下》）。半年后，杨三姑患霍乱夭折。听到噩耗，周作人不禁黯然神伤，后来到杭州，经过杨三姑住过的清波门，仍然感到一种特别的亲近。1946年，62岁的周作人因汉奸罪被关在南京老虎桥监狱，在押期间作《往昔诗三十首》，其中还追忆起这位初恋的对象。

　　周作人再次萌生男女之情是在庚子事变之前，大约十五岁的时候，地点在绍兴小皋埠的娱园。娱园的老主人秦树铦（字秋伊），清代举人，诗人兼画家，是周作人大舅父鲁怡堂的岳父。鲁怡堂晚年就寄居在娱园的西厢房。娱园内有一座微云楼，还有水池，是当地文人墨客宴集夜饮的地方，在地方文献中多有记录。庚子事变（1900年）之前，鲁怡堂的独生子成亲，周作人前往参加婚礼。当时姨表姑表同时聚集了21人，女的7人，其中有一人跟周作人同年同月生，周作人称她为郦表姐。在交往中，周作人对她产生了单相思。但他也知道，这位姑娘从小已定亲，不容他有非分之想。有一次，趁她不注意时，周作人跟一些小兄弟溜进她房中拿东西吃，无意中看见她的一样雪青纺绸衫，不禁拿着跳起舞来，感到非常得意。成年后，周作人读到一首日本诗歌，名为《绛绢里》，描写一个男子接触到已故女友衣服时内心的纷扰，不禁产生了共鸣。令周作人痛惜的是，郦表姐婚后也因病早逝，只留下了一张早年照片，在周作人母亲那里。在《雨天的书·娱园》一文中，周作人记述了他的第二次情感经历。

　　周作人的第三个梦中情人是日本姑娘乾荣子。1906年夏秋之间，鲁迅奉母命完婚之后将周作人带到日本，寄宿在东京本乡汤岛二丁目的伏见馆。周作人在伏见馆第一个遇见的人就是馆主人的妹妹乾荣子。她当时十六岁，兼做伏见馆的女佣（日本称做下女），替客人搬运行李，端茶倒水。周作人嫌恶缠足，最喜见女人的天足，所以乾荣子两只白如霜的光脚在榻榻米上走来走去，给周作人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乾荣子在周作人潜意识中留下了深刻印象，致使晚年周作人在梦境中还多次跟她相见，并在日记中留下了记录。更让周作人狼狈的是，他对乾荣子的这种单相思招来了妻子的猜忌，引发了一场接一场的家庭风波，使他陷入了“寿则多辱”的困境。在《知堂回想录·六六最初的印象》中，周作人记述了他的第三次情感经历。

　　周作人的妻子是一位日本女人，名叫羽太信子，1888年7月生，1962年4月死，享年74岁。周作人在1908年4月8日迁居东京本乡西片町十番地吕字七号，亦称“伍舍”。这是日本著名作家夏目漱石的故居，房子大，而入住的只有包括周氏兄弟在内的五个中国

　　据史实推断，周作人新婚之后的一段时光应该还是开心的，所以他的诗中写下了“远游不思归，久客恋异乡”一类的句子。但结婚归国之后家庭就时起风波，主要是因为羽太信子患歇斯底里症，稍不如意便会大发脾气。到了晚年，遇到三年自然灾难，物质供应匮乏，再加上乾荣子频入周作人的梦境，羽太信子心生猜忌，怀疑周作人1934年7月11日至8月28日东游日本时曾与乾荣子幽会，遂冷嘲热骂，如噩梦昏呓，不堪入耳。事实上，周作人此次东游是跟羽太信子同行，一贯“惧内”的周作人不大可能有越轨之举，更何况他并不知道乾荣子的下落，也已表示“无心去再找她”。

　　被共同生活了半个世纪的妻子怀疑辱骂是十分痛苦的事情，写日记发牢骚就成为了周作人宣泄的“爆发口”。在矛盾剧烈时，周作人曾发出感慨：“临老打架，俾死后免得想念，大是好事。”但待妻子一旦作古，周作人仍不免有所追思，因为羽太信子之所以猜忌暴戾、不可理喻，的确跟她的宿疾有关，更何况她平素信佛，崇拜观音，不但长年照顾周作人的饮食起居，而且也帮邻里做过一些好事，既不是“圣女”，也不是“恶魔”、“冤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