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我做营业员特别卖力。可再怎么卖力，营业员的工资都不会高到哪里去。养活我一个人还差不多，两个人就困难了。因此，我想方设法地赚钱。我将手中的老客户的电话一一抄下来，晚上回到家里给他们电话，私底下要李浩黎偷偷给他们提供一些货源。但这是很担风险的，如果被李浩黎的朋友知道，我不仅没了工作，很有可能连客户都拉不住了。于是，每次只能少做一点。做完一笔要等很久才能做第二笔，而且，赚的钱也不多。所以，我们的生活来源还是得靠我那涨到最高极限的400块钱工资。

　　我用每月400块钱的工资整整维持了两年，两年里，李浩黎多次想自杀，都被我劝阻和制止。有一次，他已经走到了长江大桥的栏杆边上，我硬是将他拖了回来。我说：“你死了我怎么办？咱们不仅要同甘还要共苦呀！再忍一忍，苦日子就快到头了。”那一刻，我看见李浩黎拼命地撕扯自己的头发，他对我保证，一定会重整旗鼓，让我过上好日子。

　　东山再起，我失去做母亲的权利

　　从那以后，李浩黎丢下面子在汉正街找了一份专门送货的工作，我继续做营业员。1996年春节，我准备带李浩黎回应城老家见父母。可人还没回去，父母一听说他的状况和年龄，就气不打一处来，说要是我带他回家了他们就死给我看。而李浩黎跟他父母提到此事，他父母也是同样的回应。我们得不到任何人的帮助和支持，只能靠自己了。

　　我们开始在汉正街租那种很小很窄的挂面做起了饰品生意。创业期间很艰难，那个小挂面只能站一个人，于是我每天在那里守着，李浩黎出去工作。后来，很多人都笑话他，我只有让他回来守着我们的小摊，我出去打工。

　　这样下来，一年也可以赚一些钱，至少比之前打工要强。眼看着苦日子快熬到头了，我和李浩黎都很开心，做起事来更加有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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