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社重要成员林庚白，在1929年12月26日和12月28日先后写了两首七律对鲁迅进行谩骂：

　　一，讽鲁迅

　　鲁迅文章久自雄，痴聋如许殆成翁？

　　婢知通谒先求刺，客待应声俨候虫。

　　毕竟犹存官长气，寻常只道幕僚风。

　　景云里畔飘檐滴，一笑先生技未穷。

　　二，再质鲁迅

　　刀笔儒酸浪得名，略谙日语果何成？

　　挟持译本欺年少，垄断书坊是学氓！

　　垂老终为吴、蔡续，失官遂与段、章争。

　　曾闻艺苑呈供状，醉眼镰锤梦亦惊。

　　林庚白之所以谩骂鲁迅，是因为他贸然造访鲁迅被拒引发的。林庚白有一个习性：向来喜欢直接找生人闲谈而不经熟人引荐。1929年12月26日，他直接闯到上海景云里鲁迅寓所要见鲁迅。这时出来一位女佣，要他递上名片。鲁迅因为跟来人素昧平生，便叫女佣推说“主人上街”，未予接见。林庚白本是个狂人，何曾碰过这种钉子？于是一骂再骂，以泄私怨。但鲁迅以柔克刚，始终置之不理，使林庚白碰了硬钉子之后又碰了软钉子。

　　林庚白谩骂鲁迅，鲁迅日记中留有两条记载，鲁迅遗物中保存着这两封原信，他自然因此背上了恶名。有一篇署名“单黎”的文章，题目叫《〈林庚白的自画像〉补遗》，被收录进姜德明著《书边草》一书（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出版）。文章干脆把林庚白定性为“反动派的帮闲文人”，说他仇恨鲁迅，用心险恶，与反动派“毫无二致”。今天看来，上述结论显然过于武断，因为林庚白虽擅写诗，但跟政坛的关系也相当密切；给他扣“反动”的帽子，也显得冠大头小，不大合适。

　　林庚白原名学衡，1897年4月21日生于福建福州。相传他四岁能作文，七岁能写诗，被目为“神童”。1907年，他因写论文骂孔子、周公，被天津译学馆开除学籍，改入天津北洋客籍学堂。1909年秋，因领导反日运动又被学校开除。不久由天津赴北京，以第一名考入京师大学堂预科，当时倾向革命排满。1910年，经汪精卫介绍加入同盟会，1911年武昌起义后担任京津同盟会文事部副部长。1912年，16岁的他经柳亚子等人介绍，参加了著名的南社；又经汪精卫推荐出任南京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内务部参事。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之后，林庚白在上海秘密组织“铁血铲除团”，以暗杀北洋官僚和变节党人为目标。同年7月25日，出任上海《民国新闻》（日报）主笔，力图“保障共和政体，宣扬民生主义”。1913年春离沪入京，主持国民党在北方的机关报《民国报》；同年6月30日出任“宪法起草委员会”秘书长。1917年7月张勋复辟，林庚白随孙中山先生南下护法，8月任广州非常国会秘书长，9月兼任孙中山大元帅府秘书。1921年，受孙中山密派，到北洋第二舰队做策反工作，未果。从这一时期林庚白的政治态度来看，他是倾向于国民党内部的左派。1927年“四·一二”政变之后，林庚白因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观产生怀疑而一度消极，闭门读书，研究诗词。1929年底他拜访鲁迅的时候，正被时人讥之为“诗狂”，目中无人，不可一世。他后来自己承认：“我生平瞧不起任何人，谁配来领导我？关于革命的理论，除却马克思、列宁复生，我不受任何人的领导。关于文艺方面，便是高尔基来领导，我也认为不配。”由此看来，他对鲁迅的谩骂宜视为“诗狂”的呓语和宣泄，而不宜在政治上上纲过高。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林庚白极力主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后，他力主“断绝中日国交”。1938年2月23日，他的长女出生，命名为“应抗”，寓抗战到底决心；1940年2月29日次女出生，命名为“应胜”，寓抗战必胜之意。同年3月，他将1937年以来的诗作集为《吞日集》，在自序中再次表达了抗战必胜的信心。同年5月选编《今诗选》，其中包括了鲁迅、毛泽东的诗作。林庚白认为，鲁迅的旧体诗，如《七律·惯于长夜过春时》，“不假雕琢，耐人寻味”，可见他并非如有些论者所说，“对鲁迅的仇视可谓一以贯之”。

　　1941年12月1日，林庚白携眷属由重庆赴香港，准备创办一份日报。这一计划得到了爱国华侨陈嘉庚的支持。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根据一份错误情报，误将林庚白当成国民党中央委员，对他进行搜捕。19日下午，林庚白独自出门，想另觅避难之所，被附近的日兵击毙，终年45岁。其遗骨草草掩埋于香港天文台道的菜田之中。

　　综观林庚白的一生，固然有恃才傲物的文人积习，但也有可圈可点之处。可见，单纯以对鲁迅的态度作为进步与反动的分界线，是一种并不科学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