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婴先生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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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cul.book.sina.com.cn 2006/08/25 09:21 今晚报 | ||
三年前的春天里意外接到一个来自上海的电话。一个沙哑的嗓音带着激动时的震颤在话筒里响着:“我刚读了你的《一百个人的十年》,叫我感动了好几天。”我问道:“您是哪一位?”他说:“我是草婴。”我颇为惊愕:“是大翻译家草婴先生?”话筒里说:“是草婴。”我情不自禁地说:“我才感动您一两天,可我被您感动了几十年。” 我自诩为草婴先生的最忠实的读者之一。从《顿河的故事》、《一个人的遭遇》到 几个月后去南通考察蓝印花布,途经上海,李小林说要宴请我。我说烦你请草婴先生来一起坐坐吧。谁想见面一怔。草婴竟是如此一位瘦小的老人。年已八旬的他虽然很健朗,腰板挺直,看上去却是那种典型的骨骼轻巧的南方文人。和他握手时,感觉他的手很细小。他静静地坐在那里,举止的动作很小,说话的口气十分随和,无论如何与托尔斯泰的浓重与恢弘以及肖洛霍夫的野性联系不到一起。 朋友间伴随美酒佳肴的话题总是漫无边际,但我还是抓空儿不断地把心中的问题提给草婴先生。 从断续的交谈里,我知道他的俄语是十几岁时从客居上海的俄国女侨民那里学到的。那时进步的思想源头在北边的苏联,许多年轻人学习俄语为了直接去读俄文书,为了打开思想视野和寻找国家的出路。等到后来———可能是1941年吧,他为地下党和塔斯社合作的《时代》周刊翻译电讯与文稿,就自觉地把翻译作为一种思想武器了。当时许多大作家也兼做翻译,都是出于一个目的:把进步的思想引进中国。比如鲁迅、巴金、郭沫若、冰心等等。我读过徐迟先生上世纪40年代初在重庆出版的《托尔斯泰传》,书挺薄,纸张很黑,很糙。他在这本书的“后记”中说,当时正处于抗战时期,纸张奇缺,《托尔斯泰传》总共有500页,无法全部出版,最多只能印其中的100多页。他之所以把这部分译稿印出来,是为了向国人介绍一种“深刻的思想”。 这恐怕就是那一代翻译家的想法了。翻译对于他们是文学事业的一部分,也是一种重要的精神和思想的方式。 80年代初,“文革”后文艺的复苏时期,出版部门曾想聘请草婴先生主持翻译出版工作,被他婉拒,他坚持做翻译家,立志要翻译托尔斯泰的全部作品。 “我们确实需要一套经典的托尔斯泰全集。”我说。 他接下来讲出的理由是我没想到的。他说:“在十年‘文革’的煎熬中,我深刻认识到缺乏人道主义的社会会变得多么可怕。没有经过人文主义时期的中国非常需要人道主义的启蒙和滋育。托尔斯泰作品的全部精髓就是人道主义!”是啊,巴金不是称托尔斯泰是“十九世纪世界的良心”吗? 他选择做翻译的出发点基于国人的需要。当然是一个有见地的知识分子眼中的国人的需要。 原来翻译家的工作不是“搬运”别人的作品,不仅仅是谋生手段或技术性很强的职业,它可以成为一种影响社会、开启灵魂、建设心灵的事业。近百年来,翻译家们不常常是中国思想史的主角吗? 在自己敬重的人身上发现到新的值得敬重的东西,是一种收获,也是满足。我感到,我眼前这个瘦小的南方文人竟可以举起一个时代不能承受之重。在我和他道别握手时,他的手好似也变得坚实有力了。 我感谢他,他叫我看到翻译事业这座大山令人敬仰的高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