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的事，就三样，挣钱、花钱、攒钱。我是没钱的人，没钱的人谈钱，就有点瞎胡闹。诚恳一点说，我喜欢钱。冠冕一点说，我不崇拜钱。我不是真正没钱者，压兜的钱总有四五百，由此我说钱话，也只能在五百元左右绕圈。说到上千上万，我就会迷糊。不信，谁胆大一点，白给我十万二十万，我真不知道该怎么花。但是我保证能花，哪怕附加条件是一小时之内花掉，我估计狠狠心，能完成任务。

　　生平最得意的花钱行为，是拿着10元钱跑北京呆八九天，而且几乎天天吃葡萄，临了还剩一元九角。那是动乱的1966年。作为十六岁的中学生，突然能不好好上课了，很振奋。《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在四十年前的6月1日出笼。我的父亲庞镇是在“文革”刚开始就倒霉的人，因为他是一个城市的日报的副刊负责人，自己也偶尔写点散文，小有名气。齐齐哈尔“文革”被揪出的第一人就是他。

　　算了，跑题了，得写钱的事。忽然陷入孤独和白眼中的我，突然被一帮同学来找，那时是8月中旬，说是上北京。十六年生命里坐火车最远去的是齐齐哈尔郊区，连哈尔滨都没去过，突然能白坐火车蹽到首都去，谁不激动啊。我一激动，跑到齐齐哈尔日报社，进大厅吓一跳，满眼大字，满眼白纸，我爸的名字在黑黢黢的墨字里很鲜艳，因为都被打了红叉。大厅右侧，是我爸反省或曰被关押的小屋，类似收发室吧，窗户很小。我伸头看看我爸。我爸伸胳臂，给了我10块钱。估计我爸会想，黑帮的孩子还能去北京，生活的地平线冒出点曦光了。我攥着我青少年时代最大的一笔可以自由支配的钱财，梦一样在北京混了八九天。

　　毛主席在月底接见红卫兵，广播里掀起欢呼声浪，我已经被火车拉到了沈阳，我们一伙同学后悔死了。我没怎么后悔，因为十块钱在我天天吃葡萄的挥霍中，还给我妈剩下一元九呢。十六岁在动乱年代没多少值得赞颂的东西，唯一可赞颂的是，那时候的钱，真是钱，可禁花了呢。

　　平生攒钱最艰苦的是积攒一年，终于以120元给自己买了一块上海牌手表。转眼我成了下乡知青，下到小兴安岭西坡接近制高点的地方。1968年10月到1969年年底，我每月挣32元，月月要往齐齐哈尔邮寄10元。到了1970年，我妈说钱你自己攒点吧，我才发现所有的小知青都戴上了手表，我决心攒钱买表。毅力呀，再馋也不拿工资买红烧肉罐头，宁可天天白水炖白菜，终于12个月后我有了一个上海牌手表。一直戴着当记者当编辑当作家。手表突然在二十多年后不知怎么丢了，从此也丢了我刻苦攒钱的优良作风。

　　平生挣钱最得意的是给东北农大写朗诵诗，得稿费三千。稿费，我这一辈子按汇款单的张数来计算的话，可以用雪花飘飘来形容。可是雪花的另一种说法是细碎银两。

　　写正经文学不值钱。那种劳动和报酬也不等值，因为中国从“文革”后就一直用低稿酬来糊弄作家，土地、楼房、汽油、蔬菜、水电啥啥都涨价，稿费不乐意往上涨。写诗歌，整到二百元稿费的，费老劲了，我仅有一次，是《十月》发表我的长诗《走向白桦林》节选。谁的诗歌能挣三千元呢，我想都没敢想。突然就得了。是朗诵诗。东北农大迎接211评估。211的意思是在21世纪中国要建设一百所重点本科大学。学校要整个晚会，策划者随手把朗诵诗任务派给我。我害怕，农大两字我害怕那个大，不怕农。

　　梁晓声说，从不为钱写作。我敬佩他。他的文章里有一股正气。我的文章呢，也是正的多邪的少，有点邪气也往往是小邪不敢大邪。但是世到如今或者事到如今，我想悄声地跟我自己说，我很想为钱写作，但是缺少挣钱的契机和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