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不在自己的书出版前匆匆站出来评说自己的新作。几十年来，我甚至把它当作一条法则，一直在遵守着。之所以要这么做，道理很简单。从长远来看，作品的定论，最终还是要靠读者的口碑，特别是众多的读者（当然也包括理论家们）的口碑来确立。《苍天在上》《大雪无痕》那会儿由于种种原因，事先都没有一点像样的宣传和造势。后来北京的一位记者在报上说了一句公道话，差一点把我的眼泪都说下来了。她说：“它们真是悄悄地走红的。”要做到“悄悄地走红”，的确很艰难，但确又让人深感欣慰。这一回，上海的记者打电

话来，要我为我的新作《高纬度战栗》说一点什么。这可真是难为我了，因为书还没问世。自己立下的规矩当然破不得，但又不想得罪上海方面的朋友。

　　说什么好呢？“自吹自擂”一通？当然不行。故作谦虚状，臭贬自己一通？更不行。

　　两难之际，恰好看到当天的《参考消息》发表渡边淳一的一篇文章。那文章的标题让我惊颤：“一百种理论不如一份良心”。

　　这话说得何其好啊。我心猛地一热。

　　一百种理论不如一份良心———这不正是近些年来自己努力在呼喊在折腾在寻思在回顾在提炼在追求，又在贯彻的一个“说法”吗？是的是的，我们现在不缺“理论”。外界各种版本的现代的后现代的文艺理论，都可以在我们这儿找到它们准确的或不那么准确的翻版。我们为实践这些理论，各自也都忙活了一二十年。我们终于不再孤陋寡闻。我们也的确拥有了不可或缺的“自我”和“个性”。但我总觉得自己还缺了一点什么。

　　缺什么？

　　良心！

　　什么是文学的良心？我说不清。作为一个活在和出现在当下的文学人和文学作品，我们要不要对当下起一点作用？承担一点能够承担和应该承担的责任？文学审美（或审丑）、文学责任和文学良心之间，又潜在着一种什么必然的和必要的联系？我依然说不清。但我总觉得渡边先生的这句话说得太好了———一百种理论的的确确不如一份良心。

　　我能做到这一点吗？在努力学习一百种理论和实践一百种理论的同时，绝对不忘了还有一份良心要自己去实现。

　　《高纬度战栗》整整写了一年半。这一年半中，除了妹妹病重和去世那一阶段，我几乎一步都没离开电脑桌。从早到晚。甚至让一位一向以来都对我非常好的老领导，不得不通过秘书来“责问”我：你小子为什么不来看看我啊？写作的最后两个月，牙疼到几乎要让整个人崩溃。小说写完后，它终于自己掉了下来。为了纪念这次难忘的创作经历，我保存了这颗臼齿……

　　现在书要出版了。这会儿，我其实只想问自己一句话：你在这部新作中，实实在在体现了那种文学良心了吗？你能让千千万万的大众实实在在地感到你的确是在为他们说话吗？你能让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喜欢读你这部作品吗？

　　这个问题，我回答不了。

　　为此，我现在非常忐忑，非常非常忐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