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到贾长华先生为《百年中山路》一书作的序。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那几个年头里，中山路和我有着扯不断的情结。

　　那时候，我先在北京的大学里上学然后留校教书，每年的寒暑假，我都会到天津来，因为我的妻子和刚刚生下不久的孩子都在这里。每次来，总是在北站下的火车，中山路便第一个迎接了我，晚上一街灯火温暖的拥抱，总让我感到如一位老友一般的亲切。我就住中

山路东边昆纬路上一间临街的平房里，那里离中山路很近。

　　那时候，妻子大学刚刚毕业，分配在天津染化一厂工作，厂子就在中山路边的东六经路上。她上班，便把孩子送到厂子里的幼儿园。孩子最高兴是我去天津的时候，可以不用去幼儿园了，可以让我带着他到中山路上疯玩了。

　　那时候，中山路上没有现在这样多的人，孩子最喜欢去的地方，除了宁园和中山公园，便是路西的一家新华书店、一家冷饮店，还有一家叫大天津的食品店。孩子嘛，都是小馋猫，买本画册，买点儿零食，常常让他有满载而归的喜悦。而那家冷饮店，则是我每年暑假去的时候每天必到的地方，或坐在那里吃一碟冰淇淋，或买一块奶油雪糕一路归来一路吃，留下了我们父子俩最难忘的回忆。每次回来路过他妈妈的厂子大门口，碰见幼儿园的阿姨，人家都会冲他说：你爸爸是不是又带你吃冰淇淋去了呀！阿姨浓重的天津话，把冰淇淋的“淇”说成jiao的音，每次都听成了“冰搅凌”，都会让我们一起哈哈大笑。去年夏天，孩子在美国读书放暑假回来，特意到天津一次，到中山路寻找他童年的记忆，大天津和新华书店都还在，只是那家冷饮店没有了。本来他还想再吃一次那里的“冰搅凌”呢。

　　中山路于我最难忘的，是1982年的春天。那时候，孩子才两岁半。那一天，我在广播中听到了天津一位副食店的女会计一家十几口只住十三平方米的房子却两次让房的事情，很受感动，立刻逃课跑到天津采访这位美丽而善良的女会计。孩子一直眼巴巴地等我把他从幼儿园里接出来，去中山路吃冰淇淋，但是，那一次我没有了工夫。采访完毕，第二天早晨，我一个人来到了中山路，守候在河北区文化馆的图书馆的门口，等候着开门第一个冲进去，爬上那座小楼，占领有利地形———最靠边的安静的角落里。我就是坐在那里，用了整整一天的时间，写完了《海河边的一间小屋》。那篇报告文学为我带来了好运，我没有想到它能够获得那一年的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有意思的是，发奖的时候，我不在北京，带着孩子正在天津的中山路上。

　　我很怀念那座图书馆的小楼。它的对面是大天津食品店。那天中午，我从图书馆里出来，到大天津想买点儿点心当午饭吃，进去了又出来了，想还是省点儿钱给孩子买冰淇淋吧，便在文化馆旁边的一家小饭馆里买了一个火烧，要了一碗开水，吃完后又爬上小楼，接着写那篇《海河边的一间小屋》。写到了图书馆关门的时候，我收了尾，放下了笔，像农民收了镰一样收了工。让我记忆犹新的是，我的对面有一位少女，和我一样也整整在那里坐了一天。我猜想她一定是正在准备考大学的学生，因为她始终用笔和三角板在演算着数学或物理的习题。她和我一样，始终头也不怎么抬，一直在忙着，偶尔抬头望一眼对方，也只是相看两不厌，唯有纸和笔而已。我记得那样的清楚，在图书馆闭馆的铃声响起来的时候，我们都放下了纸笔站起身来的那一瞬间，彼此望着对方笑了笑，我不大明白，那笑的意思是什么，可能都是在想：这个人也在这里坐一天了啊！

　　如今，二十四年已经过去了。80年代还不是如现在一样享乐的年代，而是一个奋斗向上的年代，这位学生当年一定考上了大学，现在该是四十上下年龄的妇女了。如果还能在中山路上碰见，也难以认识了。或许，她会和我当年一样带着孩子，漫步在中山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