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父亲的百年诞辰。他的一生仅有51年，但他经历的战火、惊险、苦难、委屈和病痛，是常人所不容易忍受的。上世纪50年代初，青藏高原酷寒的工作环境和生活的艰辛击毁了他最后的支撑能力，病退以后逝世于故乡。

　　然而父亲是乐观的，他的乐观来源于他的达观。我小时候常听他说的一句话就是“大难不过一死，至穷不过要饭”。在我的印象中，他从来没有过愁苦和惧怕，只有嬉笑或愤

怒。

　　我参军以后，1949年9月30日黄昏时分，父亲来北平前门车站送我和战友们远去西北，从此就再也没有见过。他在我心中的最后映像，是他越过铁道消失在飞舞着蝙蝠的箭楼前的背影。那年我17岁。

　　我到达西安以后不久就收到了父亲寄来的他的一张近照，照片的背面，还题着一首诗。（父亲是喜欢文学的，他能背诵许多诗词和古文，但他极不主张以文为业，理由有二：一是受穷，二是易罹文字狱。）我从未见过父亲写诗，他的第一首诗当是写给我的。诗云：“你看我是谁？原来还是我。我是儿的父，儿是我的果。伴儿西北去，不要想念我。”这诗乍一读来，有点儿“打油”，但系“五古”风格。明白如话的

　　后来我进军西藏，他由北京调往甘肃又调往青海，那时交通不便，工作繁忙，也无休假探亲之说，未能见面。他病重之后，大概自知不久人世，在来信中又写了第二首诗给我：“花不常好，月不常圆，人生哪能百年？我有文武双全的平儿，愿意弃世长眠。”诗中依然表现出他的达观精神。他把我视为他的骄傲，我的成长成为他平生的慰藉，这一点，也算是我无形中尽的孝心。据母亲讲，他辞世前的最后一句话就是“高平呢？”母亲回答他说：“就来了，你等着。”然而，我那时远在拉萨，什么都不知道，而父亲也没有等我。当我回到济南时，他的坟头已经长出了小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