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文章恶性欧化，文学之作，文脉日浅，种种后现代、后先锋、新文体、新译本，削足适履，履则适矣，足削为病。食洋不化，其弊日深。

　　早在20世纪初叶，鲁迅、胡适、陈独秀、钱玄同、吴稚晖诸人，皆反对文言甚烈，而倡白话不遗余力。他们都既有长篇大论的专文说理，也不乏随时随地逮机会就铺展一番的驳难、讥嘲、攻讦，令醉心“国粹”的人无所遁避。其中，又有由攻辩转为可惊的诅咒者，

以鲁迅为最，他的《二十四孝图》兜头一顿猛捶，拜诵之下，有不寒而栗之感。他老人家说：“我总上下四方寻求，得到一种最黑，最黑，最黑的咒文，先来诅咒一切反对白话，妨害白话者，即使人死了真有灵魂，因这最恶的心，应该堕入地狱，也将决不改悔，总要先来诅咒反对白话妨害白话者。”（见《全集》二，251页）

　　事情就是这样矛盾。因为妨碍白话者，实际就是推崇文言者。鲁迅要用三个最黑的咒文来咒对手，吴稚晖这个“中华民国的大阿斗”要把线装书扔进茅坑几十年，可是他二位，用典的妥帖入神，句式的游龙起凤，文辞的滂沛，表达的准确、诙谐、深刻、有趣，以及文章的言之有物，都表明其得力于文言文之处多多。今日读来也就是新知旧雨了，叫人起一种特别的挂念！胡适也是开一代风气的文化大师，然纯就文章言，一味白话，一泻如注，读来也就不那么一见如“故”了。叶公超和鲁迅的文学观念，也可说是南辕北辙全不沾边，二人关系更是壁垒森严，极不相能，鲁迅与学衡派的关系，尤其以认知传统价值的分歧，而互为排斥。可是叶氏佩服他，悉在于鲁迅文章里面的文言气息，那种挥之不去浸润极深的与生命一体化的文章滋味。可见真正伟大的作品，必定与传统相联，与历史的感觉相联。

　　鲁迅从进化论观点断定“古文已经死掉”，这就完全出于心情的激愤，对社会黑暗面的极度厌憎，致文字大受社会运动的连累。其实即从进化论观点看，四书五经、汉赋，或者说，从上古秦汉三国魏晋六朝文到唐宋文、明清文再到民国初期的浅显文言，这一条线上的种种变化之大、之深、之巨，实在是不停地进化呀！从民国的浅显文言陡然回跳到四书五经，稍加比较，其间的特点、风味、歧异，也就大得不可开交了。它所形成的知识系统，常是日新又新。这还不是转化、变化、进化吗？当然，传承关系也一直在起着藕断丝连的作用，而最可贵的正是这种传承关系，它是血脉的贯通、生命的赓续，人为地硬生生地斩断这根脐带，而衍生成一种全新的白话文，无异于胎儿未足月，却要使之离开母体，那恐怕不是什么创造，而是一种想当然了。

　　陈独秀大力倡导民间文学，挥斥廊庙、山林、贵族的文学，痛心疾首，企望朝发夕至式地改变社会。文言文作为一种工具，固然浸透了封建的质素，他们谓之毒素。然而正因为文言文是一种情感工具，它同时也就包含着生命的活力及生命的质素在，也就有反封建的质素在，若将种种社会问题、社会矛盾、封建残酷专制统统归之于文言的存在，固然一时解忿，但随着时间推移，可知究竟不是那么回事。

　　唐德刚教授曾经证明，文言文所保留的19世纪以前人类社会的文明，超过了世界上其他所有文字保留量的总和，皇皇大哉，宏深如是。而文言的灵妙又不止此，也许更为重要的是它是中国人内心的东西。周作人解放后回忆鲁迅，言其饶于士大夫气质，此真见道之论。鲁迅作品饱经文言浸润，仿佛老酒，加药、加香。试将鲁迅作品精粹，译成也就是稀释成大白话试试看，必然是啰里巴嗦，清汤寡液，满篇没劲！这是为什么呢？原来，文言文正是鲁迅内心的东西啊！而内心的精神气质，怎么可以随意稀释、随意糟蹋呢！鲁迅国学基础雄厚，下笔古气郁郁，惯性使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