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方进入中等美术学校学习艺术时，正值中国开始对外开放。无论社会还是艺术，都出现了对文革及其艺术的反省和批判的思潮。这使他看到与他幼年接触的文革艺术不同的东西。他喜欢知青代艺术家的那种以自己方式表达的艺术，从这种艺术家身上，他看到了艺术可以不按上面教导的那样去做。同时知青代艺术家的写实主义风格，给他留下了更深的印象，这是一个中等专业学校的学生，在那个年代所能接触和受到影响的有限的艺术信息，这使他在校期间更迷恋于对写实技巧的学习。

　　1985年，他进入中央美术学院时，正值文化批判热兴起，西方现代思潮的涌进。美术界开始了轰轰烈烈的以全面借鉴西方现代艺术为标志的“'85美术新潮运动”。方像'85新潮的许多艺术家一样，读了很多难懂的哲学书，但这对方没有带来影响，只是西方哲学中对人道主义的强调，给中国社会带来一种对个人生存价值肯定的思潮，而且伴随着追求世俗生活享受的风气，用当时最流行的话说是“玩人生、玩前途、玩……”。当时方20多岁，整个大学生活他除了进一步追求写实技艺外，更迷恋于享受自由的生活。也许玩人生的背后的自由主义思潮，与80年代末的民主思潮有着本质的联系。方当然参加了这场运动，并且目睹了其悲惨的结局。善、恶、好、坏、真理等这些价值的颠倒，再次给方带来心灵的冲击。方在创造第一批油画时曾说过：“我们宁愿被称作失落的、无聊的、危机的、泼皮的、迷茫的，却再不能是被欺骗的。别再想用老方法教育我们，任何教条都会被打上一百个问号，然后被否定，被扔到垃圾堆里去”。当然，现实中的国家意识形态并没有被方扔进垃圾堆。对待这种难题，方与他的前两代艺术家不同。他们不相信以对抗的形式建构新的价值观念的努力，他们认为拯救只能是自我的拯救，而以泼皮幽默去表现的无聊感，便成为他们用于自我拯救和自我嘲讽的最好途径。

　　前面我曾反复用泼皮幽默来描述方和玩世写实主义的特征，而所谓泼皮，是我把中国的一个处世俗语引作的文化概念。含义兼有玩笑、痞气、放浪、无所谓，看透一切意味。周作人先生1924年在《破脚骨》一文中谈到类似的意识倾向：“破脚骨，官话曰无赖曰光棍，古语曰泼皮曰破落户，上海曰流氓，南京曰流户曰青皮，日本曰歌罗支其，英国曰罗格”。他将其与西班牙“流氓小说(Novelasdeplcaros)”相提并论，还提到《水浒传》的“泼皮牛二”。林语堂更“竭力称颂放浪汉或流浪汉”，认为“在这自由民主主义和个人主义自由受到威胁的今日，也许只有放浪者和放浪精神会解放我们，使我们不至于都变成有纪律的、服从的、受统治的、一式一样的大队中的一个标明号数的兵士，放浪者将成为独裁制度的最后的最厉害的敌人”，“现代一切文化都靠它去维持”。著名的汉学家John Minford也提出类似的想法：“在这个后毛时期的荒原上，一股新奇的、土生土长的文化正在自然而然地发展着，它能够被称之为那种或许稍带一点刺激性的'流氓文化'(这是一个不太好的翻译的单词，它的词义散见于Loafter,Ho-odlum,hobo,bum,punk的词意中)”。

　　玩世、泼皮幽默作为一种在精神上自我解脱的方式，不但是后'89时期的一种标志，甚至作为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种传统方式，可以在中国历史上找到许多例证，尤其政治高压时期。如魏晋之际的士大夫，多以狂士自嘲，并以放浪形骸的生活作为对付高压政治的方式，来达到自我解脱的目的。当时的名著《世说新语》多有记载，如《任诞篇》：“刘伶恒纵酒放达，或脱衣裸形在屋中，人见讥之。伶曰：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裤衣，诸君何为入我裤中”？阮籍更宣称“礼岂为我辈设也”？遍阅元代散曲，此类作品更是比比皆是。如关汉卿：“我是浪子班头……半生来弄柳拈花，一世里眠花卧柳……天与我这几般儿歹症候，尚兀自不肯休”；周仲彬：“问甚鹿道作马，凤唤作鸡。葫芦今后大家提，别辨个是和非”；刘时中：“浮生大都空自忙，功也是谎，名也是谎”。明沈括的《梦溪笔谈》谈及这些元文人时说他们“皆有滑稽无赖之作”，明孙大雅在《天籁集序》中论及当时曲作家白朴时也用了“玩世滑稽”这个词。因此，这种以放浪、泼皮的方式表达的无聊感与虚无感，是中国士大夫历来对政治黑暗的一种逃离方式。我们从近代知识分子林语堂等重提放浪及90年代泼皮幽默的艺术思潮中，再次看到这种相似的方式，不能说是一种偶然。甚至我们从最具大众化和中国特色的大肚笑面的“弥勒佛”的造型的形成和流行中，看到一种玩世是如何深入中国人的骨髓，“开口常笑笑世间可笑之人，大肚能容容天下不平之事。”从弥勒佛的笑到方力钧创造的泼皮的笑，我似乎看到某种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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