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重庆“1·18”特大空难的不幸消息，是在次日晨，四川省委宣传部长许由同志在成都饭店与我们共进早餐时透露的。他说：“你们真是好运气！昨晚与你们几乎同时从北京起飞的4146航班飞重庆的伊尔—18型客机出事了，机上人员全部遇难。”

　　“呀，你说什么？”我真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以为他在讲述一个故事。但这毕竟是事实，又的确发生在昨天晚上。

　　前一日镜头回放——1月18日下午2时，我和副总编范荣康同志乘车到首都机场准备搭乘4116航班707型客机飞成都，主持人民日报四川记者站揭牌仪式。班机原定4点半起飞，因故改为晚8时左右，我们只好在候机厅坐等。在同一候机厅候机的，还有下午4时飞重庆的4146航班，它也因飞机故障检修而延误。6时许，机场播音室传出：“飞重庆的4146航班乘客开始办理登机手续。”飞重庆的乘客如同听到了喜讯，一个个拎着提包，满面笑容地向我们打着招呼，走向检票口。

　　此时，老范有点坐不住，“咱们改乘这一班机怎么样？今晚飞重庆，明天乘火车去成都。”对老范这一提议，我有些犹疑：“万一明天火车再出点事，就耽搁会期了。”我谈了这一顾虑，老范觉得有道理，就没有再坚持意见。

　　如今，听到昨晚重庆空难消息，老范大感震惊，不无后怕地说：“好险啊！万幸我们未改飞重庆，否则……”生命在于一念之差。

　　虽然如此，这次空难的事对心灵的创伤还是久久难以平复，由此波及的方方面面，更是想像不到。

　　我们那天乘坐的4116航班，于当晚9点多才起飞，降落在成都机场已是19日凌晨（重庆飞机出事后一个多小时）。入住成都饭店后，老范立即给北京家人谌容挂了个电话，报告已安抵成都。——这里顺便简介几句题外背景：范荣康是人民日报有名的评论一把手，许多名篇社论出自其手笔。任副总编后仍分管报社评论、理论部工作。范家可谓

　　老范的家庭观念比起我强多了。还是早餐时闻悉昨晚重庆空难事之后，我才让四川记者站罗茂城同志，给天津日报我爱人韩国珍挂个电话，告诉她我已到了成都。不曾想，这却成了救人命的电话……

　　“1·18”空难当天，《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台等全国各大媒体，都没有发消息，唯独《天津日报》发了一条短新闻。我爱人所在的农村部有同志知道我头天下午飞四川，但弄不清是飞重庆还是成都，所以看了这条消息也不敢告诉她。过一会儿，韩国珍进办公室，同志们屏息静气，默不作声，心想，一旦她看到这条消息，不知要发生什么状况。

　　也就在她进屋还未来得及看报纸时，电话铃声响了，韩国珍就势拿起话筒，里边传出浓重的四川口音：“老王昨晚已安全到达成都，一切都很好！”室内同志听到这报平安的声音，都舒了口气，这才将报纸递给她看。韩国珍后来说，她若是不接电话，先看报纸，肯定会被吓倒的，她经受不住此等打击。

　　19日上午10点，正在南大读书的儿子，听到中央台在新闻节目里披露空难消息，立即哭着向人民日报记者部打电话询问我的情况。报社对此还一无所知，哭声引起报社上下着实惊慌了一阵子。后来又把电话打到他妈妈那里，才算寻到了平安的答案。

　　空中、地上、水里，飞机、火车、轮船，一般说来，这几种交通工具，飞机的安全系数是最高的。然而出于心理作用，人们更大的担心是飞机事故，因为一旦出事，空中事故救助的可能性又是最小的。基于此，以后在国内出差，除了西藏、新疆，再远距离，我也不坐飞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