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山东大学教授 周峰

　　就孔子思想与我国传统造型艺术同构的文化内涵和形式特征而言，在《圣迹图》绘画创作中所形成的内容核心，不仅在于题材本身，还在于相关文献史料的占有、方法的采用、以及艺术家主体方面的构思立意和创作加工所灌注的灵魂与生气，同时也是创作者学养、气质、知识结构、审美情趣与表现技能等方面的综合体现。这就要求他们首先需要具备一种

综合素养和多维视野，从一个更全面的意义上去发掘民族传统文化艺术中的各种有利因素，如此方能形成多层面立体交叉的创造性艺术思维，用以丰富这种特殊艺术形象塑造的审美内涵与情感表述。而这种艺术形象的再创造，不仅要靠直观的传世作品和考古发掘的资料来补充，同时还要借鉴前人留下的各类有价值的文献史料。

　　关于孔子的具体形象，直接的材料并不多，早期文献中对孔子的相貌与身高也只是一些笼统的记载。如《史记·孔子世家》中所描述的“孔子长九尺有六寸，人皆谓之‘长人’而异之”。再如据说是孔子的后世子孙及门人收集、保存并编辑而成的孔子逸事和语言的著作《孔子家语》中，也涉及到孔子的具体形象：“其长九尺有六寸，河目隆颡，其头似尧，其颈似皋繇(陶)，其肩似子产，然自腰以下不及禹者三寸。”(《孔子家语·困誓》)然而原书早已散佚，我们今天所见到的是经魏王肃整理并作注的本子。而且于书中所记，其描述的写实性，孔子也只是觉得“形状未也”。再说究竟尧、皋陶、子产等人的大小长短美恶形相如何？后人无从详知，也就无法作参照了。从大约成书于春秋战国之交的记载孔子及弟子言行的语录体散文集《论语》来看，我们也仿佛可以感受到孔子及众多活动于他周围的人的生动形象。如孔子言行的委婉细致，从容不迫，喜怒感慨等等，都表现出一位学识渊博、思想深刻、有自制力的学者“言忠信，行笃敬”的品格、“坦荡荡”的情怀和“不忧不惧”的风神。稍后的《庄子·外物》中说：“(孔子)修上而趋下，末偻而后耳。”意为孔子上身长而下身短，伸颈驼背，耳贴后脑。《荀子卷第三·非相篇第五》中亦有“仲尼长，子弓(仲弓)短”。“仲尼之状，面如蒙倛”之说。上述诸书载录的文字去古未远，当有所本。

　　然而这些散见于早期典籍中有关孔子形象的重要记载，毕竟是我们今天认识和把握各个历史时期真实情况的不可多得的重要依据。如把这种种相关材料综合起来，并加以系统的分析研究，注重其本质而不在其表面，这样不仅会为后人塑造孔子的形象提供某些有价值的构思依据，也会有助于艺术创作的深化，使其理性积淀在感性之中，内容蕴涵于形式之中。

　　“古之善绘者，或画《诗》，或图《孝经》，或象《论语》暨《春秋》，或著《易象》，皆附经而行，犹未失其初也。下逮汉魏晋梁之间，讲学之有图，问礼之图有之，列女仁智之有图，致使图史并传，助名教而益群伦，亦有可观者焉。”(宋濂《宋文宪全集·画原》)他们通过运用造型艺术的表现形式，将抽象的人文理念寓于生动直观的画面形象之中。就传世的各类孔子形象的造型图式来看，大致有帝王式的、官吏式的、布衣式的、学者式的，甚至还有许多经过民间艺人加工创造而成的生活化、宗教化、漫画或神话了的形象；而用于表功劝善别尊卑的衣冠服装色彩文饰等更是五花八门，呈现出不同时代、不同生活、不同思想、不同地域的不同文化倾向、艺术格调和创作个性。历代封建统治者由于自身统治的需要，从“明劝戒，著升沉”的政治功用出发，大多把孔子处理成一个曲背拱手行礼姿态的大臣形象，或“大成至圣先师”的“严正”扮相，给人以生硬僵化之感。而古今众多画手在表现孔子形象时，又自觉不自觉地沿袭了这样的造型观念。尤其是明清两代的画家、雕刻家笔刀下的孔子，更是表现出一种神灵偶像崇拜的意义。在大约创作于明代的彩绘《圣迹之图》，及刊刻于明正统九年(1444)的木刻本和万历十九年(1591)石刻本《圣迹图》连环图画中，甚至还含有某些谶纬的东西。诸如关于孔子降生的“麒麟玉书”、“二龙五老”、“钧天降圣”之类的画题，显然与看重人事，不论神怪的孔子思想相悖。从早期史料所记载的孔子事迹来看却并非如此。孔子无疑是有着执著追求、丰富情感和顽强生命力的哲人，而且在他人生的不同时期，所表现出来的具体思想特征亦有所不同。如孔子在与弟子们谈论理想时的言论，都充分反映出他的人生观、价值观、审美意识，以及他的个性特征与生活情趣，其带有典型意义的动作和神态，理应在今绘《圣迹图》的人物塑造中得以表现。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当代艺术家建立在早期文献和传统图式基础之上的对孔子事迹及思想精髓的艺术表现和文化诠释，除了应保持相对的历史原貌与生活渊源之外，还要包孕作者由此而生发的主观精神和创造意识，以适应当今对美的多样性认识的深化和欣赏趣味的日益细致和丰富。除了通过画面传达出一种传统文化的精神和情感之外，还要力避以前那些浸染了枯燥说教意味和板滞标签式的表现形式，而以一种开放融通的造型观念和艺术气象来拓展作品的广度和深度，在构思和意境上显示出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文意蕴和精神实质的融会，即所谓“度之以远事，验之以近物，参之以平心”(《荀子·大略篇》)。进而在作品中映现出历史的“本真”与艺术家的心灵，而这种“合成”所提供的绝不是对于外在的事物的照搬与复写，而是一种对历史的现实感悟和自出己见的内心世界的升华与表现，如此方能成为一种特殊文化经验和艺术情思的产物，才有可能为社会所接受，所认可，对于观众感发意志，陶冶性情也会更有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