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冬，我们战线剧社驻在涞源县南城子村。我当时在书画队。队长王友益，副队长张得璧，十几个人住在一间大屋子里。

　　有一天，张得璧背着别人，神秘地把我叫到村南山头的小树林里。

　　“你对共产党怎么认识？”张得璧开门见山地问。

　　我不假思索地回答：“共产党抗日坚决。”张得璧似乎满意地点点头。两个人再无话可说。原来，他也是一位入党不久的同志。

　　过了大概一个月后，张得璧通知我已被批准入党。但那时党组织未公开，他一再嘱我注意保密。我有点莫名其妙地在组织上入了党，但思想上并未入党。我当时的想法是打败日本鬼子我就回家继续上学，对共产主义的起码知识都不懂，更何谈为共产主义伟大理想而奋斗。

　　后来，是红军的帮助，才逐渐在思想上入了党。

　　社长、红军时入伍的王星，给我讲了党的性质、纲领等等，使我初步懂得入党不仅仅打日本，还应为最高理想奋斗。

　　我刚参军时家庭观念很重，《冀中导报》登了“寻人启事”，说我母亲想我太甚，让我即速回家。我大哭了一场。

　　党的小组会对我提出了批评。我印象最深的是红军战士刘九龄。他只比我大两岁，是在陕北参加的红军，没有上过学，参军后才学的文化。他批评我说：你想家，你的家离这里多么近，可我的家在千里以外，想有什么用，既然参加了革命，就得奋斗到底。这位小红军对我生活上更是无微不至地关怀。我们跟随副社长陈布洛收罗土匪部队七路军的散兵游勇时，住在易县刘家台一户大地主家，这家养了13条狗，而且各守其位。我小时候挨过狗咬，十分怕狗，到晚上不敢单独去厕所，每次都是他陪我去，而且总是他拿手电筒，在我的前面保护我，使我感到他像我的哥哥一样。

　　后来，我们政治部到南楼山，特别是我调到宣传科以后，与科长史进前和几位老大哥魏巍、丹辉、柳杞等在一起，他们虽然不是红军，但都是从延安抗大、陕北公学来的。我们政治部主任罗元发、副主任王道邦都是长征红军。他们对我们的马克思主义教育抓得特别紧，每晚集中在救亡室（即军人俱乐部）系统学习《共产党宣言》、中共党史、联共党史、中国革命运动史，学习毛主席的著作。每周红军首长杨成武还给我们讲一次大课，系统阐述毛泽东的军事思想。由于他身经百战，经常结合实战的例子，讲得生动活泼，使我们受到深刻教育。

　　严格的组织生活是红军的老传统。每周一次党小组会，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尽管有些机械过火，上纲过高，但也很受教益。每月一次政治部的部务会，表扬先进，批评不良倾向。每年一次党代表会，会上杨成武同志指名道姓批评一些单位和个人的缺点错误。

　　当时，我真感到，在红军首长带领下，我们的大集体是一座大熔炉。经它的锻造、锤炼，我逐步由一个不懂事的毛孩子成为自觉的革命战士，有了共产主义觉悟，真正从思想上入了党。

　　“吃水不忘掘井人”，我对红军对我的培育之恩，永志不忘。

　　1958年，我见了当年的分区政治部主任王道邦同志，他已是河北省军区司令员。我说：“我在首长领导下工作的几年，真像住了几年党校。”

　　1979年8月，我在

　　1981年夏，我见了当年分区政委罗元发，组织科长黄连秋，我诚恳地向他们致谢。我特别对黄连秋说，当年在敌机轰炸下，没有您那一顿骂，我哪有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