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话怕寻思”，扩展开来是“凡话怕寻思”。“寻思”就是寻着法儿琢磨，抠。我们的一些词语，因为不都产生在同一个时间，不好要求它像经过通盘考虑而规定的那样。由于一字多义、一词多义，实际上你随便盯上一个词语，都能找出它的“别扭”。儿子称母亲的妹妹为姨，母亲叫奶奶为婆婆，可是婆和姨结合为“婆姨”，陕北那里成了丈夫的妻子；丈夫叫妻子的妹妹为“小姨子”，妻子叫丈夫的弟弟为“小叔子”，哥哥为“大伯哥”、“大伯头子”，“大伯”是长辈，加“哥”是同辈；高贵人家称妻子为“太太”，正室为“夫人

”，偏室又为“姨太太”……

　　最怕琢磨的，还不是这些，而是另外一些。如“先生”。对人尊称“先生”，并不一定指年龄比自己大，是早降生的，“先生”与“早降生”不一个意思，尊称就是尊称，如“孙中山先生”、“鲁迅先生”，是众多人的最高尊敬。这是一种，还有较普遍的，如称教师为“先生”，称医生为“先生”，瞎子算命称“算命先生”，我们当年上抗日小学时，帮助教妇女识字班识字，叫“小先生”，小也尊。人死了，再复活，旧年代人们叫“托生”，托另一个人转世，有人骂老师“先生先死，先死先生”。老家县里文友高老举写作的一个笑话，说一个老师想占一个年轻媳妇的便宜，年轻媳妇生了双胞胎，老师问：“哪个是先生的？哪个是……”小媳妇回敬说：“不管先生的，还是后生的，都是我的儿子！”人们常有这种在让人“犯寻思”的词语上互相“做文章”的事。我们称外国男性为“先生”、女性为“女士”，其实外国男的准确翻译是“男士”。

　　还有人琢磨黄梅戏“夫妻双双把家还”不通，是为了押韵。这类词语，实际上不少，“妻送丈夫把军参”，“我送哥哥把军参”，“日落西山红霞飞，战士打靶把营归，把营归”，这歌流行很广，流行多年，谁觉得“把营归”不通？“营”是军营，打完靶回军营，是朝军营方向归，说“把营归”，没有不明白。任何一句话，都有几种说法，若能统一成一种，语言就枯燥、单调了，没有了丰富性、多样性。细想，许多词语其实都是习惯中的一种简化，如说某某领导“很民主”，准确、详细地说是“很有民主作风”；说某某人“很封建”，是说封建主义思想观念很严重；还有“很保守”、“很顽固”，是“思想很保守”，某种思想、观念“很顽固”，“你这个老顽固头”，那“顽固”就更厉害了；“我对你有意见”，不是指有什么观点、见解要提出来，而是指对他“不满”。

　　回到今天来看，这类话也不少，而且在不断出现，如“很前卫”、“很女人”、“很男人”、“你是我的唯一”……细说是某种思想“很前卫”，某人女子气很重，某人男子气很重，“唯一”是唯一的爱？还是唯一的可以信赖？你想吧。生活中，每句话都详详细细地说也太累，或说是那句“活得太累”。只要一说就明白，就应当承认它是明白话。还有“打扫卫生”，“恢复疲劳”，经过了打扫，卫生就卫生了，经过了恢复，疲劳就不疲劳了。人们是这样理解这些简化词语的。

　　文字来自语言，语言来自生活，生活在发展，不同时期出现一些特定词语，大家用久了，也就成了通用语。不是哪一个朝代的哪一个人在那里制造，然后大家照着说的事情。人世间、生活中不是那样的。许许多多“寻思着”像是不通的，实际上是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