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之子周海婴最近说：“鲁迅被严重地‘革命化’和‘意识形态化’，以至完全掩盖了历史中真实的鲁迅形象。”（上海《文汇报》2006-8-13）因此，去伪存真的工作量相当的大。较长历史时期内，有关部门总是依据不同的气候“定做”出一个识时务的鲁迅出来。比如“文革”期间的石一歌与《鲁迅的故事》。周海婴也承认：“上个世纪80年代以后（鲁迅研究）开始出现明显变化”，研究者“把主要力量和智慧放在了‘还原历史中的鲁迅’这样一个工作上”。如果以周海婴的标准来衡量，鲁迅研究和宣传的第一个时期（改革开放前的

30年）是不成功的或者说是失败的；第二个时期才上了路子，变化虽明显但在他看来太缓慢，远不是他所希望的那个样子。现在开始的第三个时期即“还原鲁迅的真精神”时期的任务是繁重的，道路是漫长的。

　　1981年出版的《鲁迅全集》中包括《鲁迅、茅盾致红军贺信》（以下简称《红军》）。2005年新版《鲁迅全集》中把《红军》降格为参考资料，放在《附录三》中（接近于删除）。这很好地体现了实事求是地研究鲁迅的态度。

　　《红军》首段为：“读了中国苏维埃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中央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中国共产党《告全国民众各党派及一切军队宣言》、中国红军为抗日救国的快邮代电，我们郑重宣言：我们热烈地拥护中共、中苏的号召，我们认为只有实现中共、中苏的抗日救国大计，中华民族方能解放自由！”结尾是四句口号：“全国同胞和全国军队抗日救国大团结万岁！中华苏维埃政府万岁！中国红军万岁！中华民族解放万岁！”专家们认为：“此信没有原件依据，文字风格与鲁迅完全不同，而且也不能证明此信经过鲁迅审阅，有很多不确定因素。”其言深是。

　　我们再从以下几个具体方面来看《红军》。《红军》末尾日期为“一九三六、三、廿九”。鲁迅当天的日记全文是：“星期。昙。无事。”前一天的日记内容包括：上午收到增田君的信并复信；下午萧军萧红来访；晚与二萧等多人去看电影。后一天的日记有收信三封和代替萧军寄稿的记载。《红军》这封信，日记中为何只字不提呢？

　　这封信非常“革命”很“政治”太“直白”，鲁迅几乎没有类似于本篇的书信和文章。须知，他是文学家，表达思想是不用硬邦邦的缺乏形象色彩的语言的。

　　对《红军》的处理，一方面可以看出过去是怎样把鲁迅革命化意识形态化的，另一方面可见还原鲁迅的工作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