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人都有年轻浪漫时光，左芷津也不例外。“文革”结束时，插过队、当过工人的他选择大学专业，首先想到是学气象，源于他下乡的湖北省每年夏天多发洪水经常要抗洪，学了气象应该有助于改变这一切；后来又想过学建筑，源于他在农村盖过挺结实的房子；最终选择医学，又源于很简单理由：干医学能同各种各样人打交道。他在首都医科大学学习成绩优秀，预示着毕业后会成为一名救死扶伤的医生。改变源于某日他在学校翻到一本《实用法医学》的书。他说当医生只对活着的病人，不怎么讲死后的尸体变化，这本书讲到尸斑、尸僵

什么的，像看推理破案小说，使他产生浓厚兴趣。

　　毕业时赶上北京市公安局来学校挑法医，三个条件，一要男的，二要三十岁以下，他那年29岁，三要不戴眼镜。三条他都够，于是进了公安局法医室。后来，又是兴趣和专业知识不足的驱动，使他萌生了继续深造的念头。1986年，左芷津考取了广州中山医科大学，成为中国第一个法医学博士生导师朱家振教授的研究生。两年苦读下来，拿到学位后仍对自己在专业领域的水平和能力感到不满足，左芷津又于1988年继续攻读博士课程。

　　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社会还没有像今天这样崇尚知识、尊重人才。那时市场经济浪潮初起，不少人忙着下海挣钱，对读书深造并不看好。中山医科大学在左芷津入学那年发出了22张博士生准考证，最终参加考试的只有18人。

　　身为医学和法医学兼修的博士，笔者请他用简洁的语言说明医生与法医的区别。

　　左总说，医生面对是活人，你可以问他哪儿不舒服？着凉、吃多了、心脏有病等，一下子就能找到原因，再用各种治疗手段阻止疾病的恶性发展和循环。可以简称“由因导果”。法医则不同，面对不会开口的尸体，死亡已经发生了，结果已经有了，但是原因还没有，要通过你的工作，找出怎么死的，什么时候死的，被什么工具弄死的，简称“由果导因”，像电影慢镜头回放，从爆炸后的废墟开始，逆着弹道，把那枚炮弹准确塞进射击的炮口。关键是准确。

　　应该说，每一个案的现场都不同，你无法预测会有什么状况等在那里。左芷津把出每一个现场都当作科学研究，当作一次考试。他说，我读书读到博士，可以说身经百考，但我每一次考试都会全力以赴，包括拿到学位后再

　　在警察同事中间，不少人知道左芷津苦学英语的事。

　　90年代中期，他自掏腰包上了一个有外籍教师的英语补习班，几乎所有业余时间都用来上课。有一回外地同事来北京出差，约他晚上聚餐。他对来人说，“补习班一晚上好几十块钱，自费上课再不认真学，就真学不好了”。外地警官很是感慨，瞧人家都博士了还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