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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保护从周庄为起点

http://cul.book.sina.com.cn 2006/10/25 11:30   今晚报

  上世纪90年代初(1991年)冬天,我在上海美术馆举办个人画展,其间二位沪中好友吴芝麟和肖关鸿约我去远郊的周庄一游。

  那时周庄尚无很大名气,以致我听了反问道:“值得一去吗?”

  二位好友眯着眼笑而不答,似是说:“那还用说。”

  这眼神看来是周庄最好的广告——诱惑我去。

  车子出了城还要走很长的路,随后在一片寂寞又灰暗的村落前停住。车门一开,湿凉的水汽便扑在脸上。水气中分明还有许多极其细密、牛毛一般的水的颗粒。一股南方的柔情使我心动。

  穿入一些窄巷,就是入村了。两边的房子大多关着门板,开了门的里边黑糊糊的也不见人。只有一只黑母鸡带着一群小鸡在巷子里跑来跑去地觅食。村里的人跑到哪里去了?

  这天雾大。树枝、檐角、晾衣绳,到处挂着湿雾凝结成的亮晶晶的水珠。时而会有一滴凉滋滋落在头顶或脖梗,顺着后背往下滑。待到了江南水乡的生命线——那种穿村而过的小河边,竟然连河水也看不清。站在石板桥上,如在云端,四外白白的全是流烟,只听得水鸟的翅膀用力扇动浓重的雾气时扑喇喇的声音就在头上边。更奇妙的是,看不见河,却听得到船儿“吱呀呀”的摇橹声穿过脚下的石桥;声音刚在左下边,几下就到右下边去了,也像一只飞鸟。

  下了桥,走进一条宽一些的街上,便能看见来来去去的人影子了。古村落的活力从来就是在这样的老街上。

  那时候,周庄尚未开发,却有了一点点文化的觉醒。听芝麟说不久前,周庄刚刚度过九百年的生日,村民们还在村口立了一块纪念碑呢。芝麟还请来当地的一位文物员带领我们走街串巷,一边滔滔不绝地讲着这古村的历史,话里边带着几分自豪。不像后来的旅游向导多是取悦于游客的“买卖腔儿”了。

  走进一幢老宅,从砖木的精雕细刻中始知周庄当年的殷富。谁想到文物员一介绍,这老宅竟是江南巨贾沈万山的故居。我马上感觉与周庄有了一种异样的亲切。这缘故,来自童年时心爱的一本厚厚的小人书,叫做《沈万山巧得聚宝盆》。描写心地善良的沈万山贫困交加,走投无路,一头撞向家中破墙,不料在被他撞倒的老墙里,惊现一个巨大的煌煌夺目的聚宝盆——据说是祖辈为了怕家道衰落后人受穷,秘密藏在墙中的。沈万山靠着这个聚宝盆经商发财,并用赚来的钱财济困扶危,赢得一世的赞许。且不论这小人书里有多少虚构,由于它是我儿时崇拜的画家沈曼云所画,便将这本小小的图书视同珍宝。这书一直保存到“文革”,抄家后再也找不到了。以后许多年,每次想起这本失去的书,都会生出一点点怅然,好像失去的不仅仅是这一本书。没想到这早已沉睡在记忆底层的一种情感竟在这湿漉漉而幽暗的老宅里被唤醒了。这老宅外墙的雕砖还刻着一个精巧的聚宝盆呢!

  我情不自禁把这桩童年往事说给文物员听,他笑着对我说,他还能使我对沈万山印象更深一些——请我们一行吃一顿“沈家肘子”。

  沈家肘子的确非同寻常。红通通、油亮亮、肥嘟嘟的大肘子端上来时,浓浓的肉香没有入口,已经先钻进鼻孔里。猪肘子有两根骨头,一根圆而粗,一根扁而细。文物员从肘子中将细骨头抽出来。这骨头又扁又长,像一柄白色的刀。拿它在肘子上轻轻一划,毫不用力,肥肥的肉便像水浪一样向两边翻卷。肘子就这样被美妙地切开了。我说就像船桨在水上一划那样。关鸿说:“划得大冯口水都出来了。”

  中午过后,从沈家走出来,没几步就是河边。此刻,大雾已散。一条被两排粉墙黛瓦的小屋夹峙着的小河,弯弯曲曲伸向远方。周庄的景色真是晴时美,雾中奇——雨里呢?忽然,我注意到远远的有一座两层小楼略略凸出岸边,二层的楼外有一条短短的木梯一直通到下边的水面,那里系着一条轻盈的扁舟。我指着这远处的小楼说,不用画了,这就是画。

  文物员告诉我,这座如画的小房子,被称做迷楼。当年这里是个茶馆。柳亚子的南社诸友常聚在这里活动,被人误以为这些才子们叫茶馆主人的一个美丽又娇好的女儿迷住了,还闹出一些笑话来。我说:“看来周庄无处无故事。”这话本该引来文物员更得意的表情,谁料他面露一丝忧愁,还叹了口气。我问他是何原因。这原因出乎我的意料!原来迷楼的主人想拆掉房子,用卖木料的钱去盖一座新房。这是此时周庄流行起来的改善生活的一种做法。很多老房子就这么拆掉了。

  我一怔,马上问道:“这座小楼的木料能卖多少钱?”

  文物员说:“三万吧。”

  我便说:“我来出这笔钱吧。现在正有两位台湾人在上海的画展上想买我的画,我不肯卖,但为了这座小楼我愿意卖。一会儿回上海马上就把画卖掉。咱把这迷楼留住。”

  吴芝麟笑道:“大冯也被这迷楼迷住了。”

  我也说着笑话:“茶馆老板的女儿至少也得一百岁了吧。”然后认真地对芝麟说,“这房子买下来就交给你们报社吧。今后再有文人来游周庄,便请他们在楼里歇歇腿,饮点茶,吟诗作画,多好。你们就拿这些诗画布置这小楼。”文人的想法总是理想主义的。

  朋友们说我这个想法极妙。当日返回上海,联系那两位台湾人,把两幅心爱的小画《落日故人情》和《遍地苏堤》卖掉,得款三万五千元,马上与周庄那位文物员联系。没想到事情不顺,过了几天才有回信。原来房主听说有人想买这座迷楼,猜到此楼不是寻常之物,马上把价钱提高到十万以上。

  我一听便急了,还要再卖画,吴、肖二友对我说:“这房子买不成了。等你出到十万,他会再涨价。不过你也别急,你不是怕这房子拆掉吗?这一买,一不卖,反而不会拆了。”

  此话有理。如此迷楼还立在周庄。

  我写此文,不是说我曾经为周庄做过什么努力——我并没为周庄花一分钱的力气,倒是在周庄遇到的事令当时的我惊讶地看到,在经济生活的转型中,我们的精神家园竟然在不知不觉之中悄然无声地松垮了。一个看不见的时代性的文化危机深深地触动并击醒了我。使我的关注点移到这非同寻常的事情上来。由此,才有了三个月后,我在宁波为了保护贺秘监祠的第一次真正的卖画捐款。

  我的文化保护是从周庄为起点的。从周庄思考,从周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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