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近代著名书法家、国画家、篆刻家、文学家吴昌硕（1844-1927）系浙江安吉人，他虽然一生基本活动于江、浙、沪一带，但在有数的几次北上中，却几乎每次必至天津。关于吴昌硕到过天津，《安吉吴先生墓志铭》载：“乃出为小吏江苏，寻晋直隶知州摄安东令”；《吴先生行述》载：“壮年服官江苏，由佐贰叙劳，累转至直隶州知州”；《吴昌硕年谱》载：“（1883）元月初，因公去津沽”。根据目前掌握资料得知，吴昌硕40岁至67岁的27年间曾六莅津门。

　　1883年，40岁的吴昌硕“奉檄进京放检”时来到天津，这是他首莅津门。在津期间他拜访并求学于杨光仪。杨光仪（1822-1900）字香吟，晚号庸叟，举人，祖籍浙江

　　1899年，56岁的吴昌硕五莅津门。他此次在津的时间较长，曾多次到东门里拜访华承彦。华承彦字屏周，斋名格屈轩，著有《周易古本》，收藏碑帖等。华承彦系华长卿之弟华长治之子，华世奎之父。华家祖上以盐业发家，至华长治时还领有来安、荣城两地盐岸，到华承彦时又益以天津、武清行盐口岸。家世富饶，在东门内建广宅深院，为天津“八大家”之一的“高台阶华家”。时称华承彦为“老华五爷”，他交游广泛，带“屏周”上款的团扇、折扇书画作品，多出自李鸿章、李鸿藻、张之洞、翁同和、潘祖荫等。

　　吴昌硕曾作《华屏周承彦赠诗即答》，诗曰：“君问苦中乐，我弹弦外音……七十二沽水，交情同此深。古砚浑不浅，讲《易》听森森。”华承彦不仅赠诗吴昌硕，还赠印章石料。吴昌硕在两方石料上分别刻“吴昌硕”、“吴俊之印”，边款也分别刻道：“天津华屏周赠此石，刻于格屈斋中，光绪己亥（1899），苦铁”；“屏周名承彦，格屈斋中其治《易》处也。五月十日，苦铁又记”。他还在华家欣赏石鼓文的拓片后作《临石鼓文》，题道：“临天津华氏格屈轩藏本”。由此看来，吴昌硕与华承彦之间的友谊似应早于1899年。

　　华承彦膝下只有一子，即华世奎。华世奎（1864-1942）字启臣，号璧臣、思暗。1879年，华世奎入泮，1883年考中举人。华承彦对少年时期的华世奎要求严格，上午背书，下午习字，后从杨光仪学习诗文，这为华世奎日后考取功名打下了坚实基础。

　　吴昌硕千里迢迢北上至津“问字”于杨光仪，华世奎则近水楼台承受杨光仪教诲。由此可知，二人应为师兄弟的关系。论年龄吴昌硕年长华世奎20岁，似应为师兄。但吴昌硕“问字”杨光仪时是1883年，而杨光仪指导华世奎时应在1879年华世奎入泮前，所以华世奎应为师兄。杨光仪门生众多，出类拔萃者北为华世奎，南为吴昌硕。华世奎不仅书法出众，而且位居高官，到1900年就已官居三品。吴昌硕在1900年之前虽曾任七品县令，但辞官后致力于书画、篆刻、诗文，声名鹊起，崭露头角，这让杨光仪在世时是何等风光。1900年后，吴昌硕艺术日臻成熟，书石鼓文独步一时，以书入画独具面目，篆刻也独辟蹊径，成为后“海派”代表人物。而华世奎退隐后，对天津文化事业发展贡献很大，主持“崇化学会”、“城南诗社”和文庙工作。他拒绝敌伪政权的拉拢和利诱，外出坐车必拉严布帘，说不愿在中国街道上看到日本侵略者，是一位有民族气节的清朝遗老。如杨光仪在九泉之下有知的话，会更让他感到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