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实力”，是近年来风靡国际关系领域的最流行关键词，它深刻地影响了人们对国际关系的看法，使人们从关心领土、军备、武力、科技进步、经济发展、地域扩张、军事打击等有形的“硬实力”，转向关注文化、价值观、影响力、道德准则、文化感召力等无形的“软实力”。

　　首先，提出这一概念的是美国国防部助理部长、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院长约瑟

夫·S·奈教授。

　　20世纪90年代初，约瑟夫·S·奈就提出，“软实力”产生于一个国家的文化吸引力、政治行为准则和良性对外政策。2004年，他正式出版了《软实力：世界政治中的成功之道》一书，认为“软实力”是国家通过自己的吸引力来实现发展目标，而不是靠武力威胁、武力报复以及经济制裁。“软实力”是国际实力的一种形式，必须把“软实力”纳入到国家战略中。“软实力”的最大价值在于，它可以用自己的文化和价值体制塑造世界秩序，它的行为在其他国家眼里就更具有合法性，它也可以通过自己的价值和制度力量来规范世界秩序，而不需要诉诸武力和经济制裁。美国之所以成为一个世界性大国不在于它的领土扩张，而在于它强大的“软实力”，主要体现在：美国几乎吸引了6倍于德国的全球移民，居世界第一；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电影和电视节目出口国；在全球160万留学生中，在美国留学的外国学生占28%，英国以14%居第二；2002年，有86000名外国学者在美国的教育机构工作。另外，美国的出版物居世界首位；美国的音乐制品是日本的两倍，后者居世界第二位；美国的电子网址是日本的13倍，后者居世界第二位；美国的物理、化学和经济学诺贝尔奖居世界首位；文学诺贝尔奖居法国之后，位于世界第二位；在科学杂志上发表的文章是日本的四倍，后者位居世界第二。约瑟夫·S·奈激烈地批评美国政府的伊拉克政策。

　　去年12月，约瑟夫·S·奈在美国《华尔街日报》上发表文章《中国软实力的崛起》，指出：中国的软实力正在崛起，而美国的软实力却呈现下降的趋势。美国应当看到这一点并做出相应努力。中国软实力的崛起和美国软实力的提升，两者并不矛盾。相反，这两者应该相互补充。中国以“和平崛起”的姿态出现，强调“和谐社会”，在“软实力”方面的影响越来越大。中国的发展模式似乎在许多地区有了越来越大的魅力。

　　组成中国“软实力”的因素固然很多，但其核心则是我们的传统文化。1840年以来的中国历史，主要是在“挑战——回应”这一文明碰撞的模式下被动地应接西方的挑战。作为一个后发型的工业化国家，中国在许多领域都失去了“原创”的机会，呈现出“模仿”、“跟进”的被动局面。中华文化源远流长，有自己独特的语言、艺术、文学、哲学、服饰、礼仪的表述方式，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思想“软资源”。我们民族正是用这种“与众不同”的“软资源”，来与其他民族和文化相区别，来显示自己的“原创性”。换言之，对中国来说，传统文化的最大现代价值就在于它具有一种“后发制人”的“原创”性质。从“天人合一”到“和谐社会”，从汉字到中国菜，从汉服到中国功夫……中国在世界舞台上“软实力”的巨大影响力，在现今，主要是来自传统文化。这一点，也逐渐为国外学者所认识。今年6月初，“软实力”概念的提出者约瑟夫·S·奈先生来华访问，他对记者说，中国文化在很多方面都具有吸引力。中国的传统艺术和文化，例如中国人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解、中国的书法、绘画、中国功夫，甚至中国的饮食和传统服饰等，在美国都很受欢迎。他进一步指出，中国的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在世界上一直具有相当的影响。从一个外国人，尤其是从“软实力”概念的提出者的眼睛里看中国的“软实力”所在，似乎更具有借鉴意义。

　　实际上，两千多年前的儒家文化中就蕴含着丰富的有关“软实力”的论述，只不过没有使用这一名词。“硬实力”是使人怕你，“软实力”是让人服你；“硬实力”施以力，“软实力”施以德，不战而屈人之兵。“硬实力”可以开疆拓土、攻城略地，但由于人心未服，难有长效。对此，杜牧《阿房宫赋》表达了深刻的见解。

　　而“软实力”则不然，它服人以德不以力。这一点在《孟子·公孙丑下》中已有很好的表述：

　　“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环而攻之而不胜。夫环而攻之，必有得天时者矣；然而不胜者，是天时不如地利也。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坚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国不以山溪之险，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以天下之所顺，攻亲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战，战必胜矣。”

　　其后，汉代贾谊的《过秦论》中也有类似的表述，区别在于为孟子找到了一个现实例证——秦国的灭亡：“然秦以区区之地，致万乘之权，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余年矣；然后以六合为家，肴函为宫，一夫作难而七庙堕，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者，何也？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

　　这或许是世界上较早的关于“软实力”思想的系统描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