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开始写日记，大概是在读小学二三年级的时候，是老师布置的任务，每个人都得写。儿时的生活比较单纯，我虽然觉得没有多少可记的东西，但还知道每天找点儿新内容。有个同学一连几天的日记都是这样两句话：“今天我看见两个狗打架，我就上学去了。”老师在班上宣读以后，成了大家的笑谈。

　　一直到中学时代，我的日记本都是自己买纸自己订，用毛笔自右至左竖写的。每天

写日记成了自觉的习惯。内容也日渐丰富，诸如从乡下老家移居济南，抗日战争的胜利，在济中和济师的遭遇，济南的解放等重大事件，其中都有比较详细的记载。我参军时当然不会把日记带走。以后回家探亲时，大约记了十年的日记都已荡然无存，肯定是作为废纸卖掉了。

　　参军以后，我依然坚持每天记日记，从北平进山西，从陕西进四川，从西藏到甘肃，不管条件多么艰苦，时间多么紧迫，处境多么恶劣，我都能做到一天不落。有的是在行军途中休息时坐在背包上写的，有的是在冰天雪地里用嘴哈着冻了的墨水写的，有的是在没有灯光的地方打着手电筒写的，有的是在深更半夜极度困累的情况下挣扎着写的。从1949年参军到1966年“文革”爆发，又连续记了17年。这期间，我的日记遭到过两次搜查。一次是1955年，我在西藏军区政治部文工团工作，一天，突然来了个上级领导，把全团同志集合在院子里，宣布要对大家私人的东西进行“保密检查”，还说是由负责任的同志查看，一定为大家的个人问题保密。接着搜走了我的全部日记和信件。后来才明白，那是“肃反”运动的前奏，名为普遍检查，其实上级心中早有“重点”，我就是重点之一，因为我和胡风“七月诗派”的胡征有过来往，通过信。检查的结果，没有发现我有“反革命”、“胡风分子”的“罪证”，日记也如数归还了。但是，负责看我的日记的人却很负责地做了三件事，一是把我和恋爱对象的接吻歪曲为婚前性关系，到处散布；二是把我对某领导的不敬之词汇报给领导，好在领导并不在意，更没有报复；三是记下了我对川西某村私自用刑违反政策的评论，一直到1958年打我右派时才“秋后算账”拿出来作为大会批判材料，说我是立场问题。第二次是“文革”前期，我作为“老右派”当然属于“牛鬼蛇神”之列，当然要被抄家，要抄走的重要目标就是我的全部日记，连我妻子的日记（她也有几十年如一日地记日记的习惯）也未能幸免，一同抄走了。检查的结果，又没有发现我的“反革命”罪证，日记也又如数归还了。归还的当天，我望着几十本等身的日记本，感慨万端，悲愤交集。几十年中，献身革命，历尽艰辛，却总被视为异己；日记何辜，十一年中，竟两度被抄，反复审查。我决定自此不再写什么日记，免得再劳积极分子们的大驾来抄、费神去看。我一怒之下，将它们堆在甘肃省歌剧团我的门前，作为无声的抗议和自虐式地宣泄不满，故意当着人们的面，（反正你们审查过了，不存在销毁罪证的嫌疑了）举火焚烧了个干净。（没有把我妻子的日记拣出来，是我更大的错误）正如研究日记学的专家萧滋云所告诫的，由于一时的情绪冲动，做了销毁日记的蠢事。后来在写作中遇到记不清的人、时、地，就想念那些可贵的日记，就后悔不已。

　　1975年1月19日，受到四届“人大”公报和新的宪法的鼓舞，“旧病复发”，在中断了九年之后，又开始记日记了。但是在写法上却有了很大的改变，即完全是冷静客观无感情的流水账，只是些写了或发表了什么诗文，来了什么人，看了什么书，收到什么邮件或稿费，去了什么地方，开了什么会，买了什么重要东西之类的简单记载，不加任何评论。这和鲁迅先生的日记写法极为相似。一来是心有余悸，不愿暴露思想，二是节省脑力和时间，三是锻炼文字的高度精炼。一天的日记，有时一两分钟就写完了。这样天天写来，至今已经又有了27本之多。流水账不是变天账，即使再有什么政治运动，第三次查抄我的日记，我断定他们更不会有什么收获。

　　写日记的用处和好处，人们谈得不少了。我只说一句我的体会，就是：日记是我生命质量的监督员。每天晚间，当我要写日记的时候，如果发现今天没有做什么值得记载的有意义的事，就感到非常惭愧和恐慌，今天白活了。它提醒我明天再不能虚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