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或如树，有其年轮，佐临是我戏剧界一株参天大树，其年轮深厚清晰，刻画着中国话剧百年的迹踪。以“文革”语言发问：“黄佐临何许人也？”答：“戏剧宗庙一大导也！”我是话出有据的。翻旧札，“文革”后佐临赐题我翻译改编剧本《嫁接集》并谑曰：“我不过是个导而已——某国内大官说。”犹忆上海沦陷时期，黄金荣之子黄伟组“荣伟话剧公司”，由属下“大世界”经理兼话剧团经理，盛赞黄导曰：“侬是全国鼎鼎大名的大道具！”

　　我那时是大导领导下的一名演员，傍依大树盘根错节的一枝小树，然出同根则无疑。我自小在街头看头偶戏，便梦做一流浪艺人，及长拜观杨、余、梅，更长拜读弘一大师、欧阳予倩、洪深、田汉……曹禺霍现，我乃决心进身戏剧殿堂作一艺徒。量己之才，从演员开始进入剧作。1940年冬我在燕京大学上三年级，因失恋更自愧与抗日脱节，乃别了司徒雷登投身上海话剧界，既演剧又抗日两得了。我投靠的首席师傅、启蒙师尊，梨园界习称奶师，就是佐临。佐临接纳我和宗英还有石挥住在他家，占据了

　　1986年，我应美国国会FULBRGHT基金邀在圣迭戈加利福尼亚大学讲授“中国戏曲戏剧电影”共三学期，讲堂上不得不冲着各色人种学生夸夸“奇谈”。唬洋人一乐也，当然也得有真的可唬。我必须奢谈从亚里士多德至斯坦尼、王国维至梅兰芳，等等等。那年正值恩师八十寿辰(如今我也八十五了)，我遥奉一贺文亦仅抒情，只有一句理论性或曰学术性的文字：“夫子之道首在于真，方可言善，言美。而求美之道不一，常殊途同归，自诩唯我独真者每失真也。表现变化多端的大千世界的剧场艺术更该是如此吧。”我此语也含混不清似是而非。确乎大道求真，然而何为真？历年来说起“真实”、“写实”、“现实”却甚难落于实处，再穿靴戴帽，剪不断理还乱，乃至动辄得咎，甚至得诛。然而到底什么是真实，什么是艺术的真实呢？中西典籍，浩如烟海，何以拢岸？正此时我获一宝典，即英文版的佐临著《梅兰芳、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布莱希特戏剧观比较》，可真是世界文学艺术比较学的一大巅峰，尤其是一句大白话说到根上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相信第四堵墙，布莱希特要推翻这堵墙，而对于梅兰芳，这堵墙根本就不存在，用不着推翻。”能不为之喝彩！吾师在此文中重申了一次他1962年就提出过的“写意戏剧观”，并英译 “写意”为“ESSENCE”。

　　对此一英译我就不能同意了，因为“ESSENCE”原意为“本质”，我早就被那类厉声厉色的批判语所吓倒：“难道生活的本质是这样的吗？”我在洋人的课堂上也杜撰了一个英文字眼：“IDEAISM”，此后，在《中国梦》后，1988年在联邦德国汉堡国际东西戏剧交流研讨会上，佐临说：“最近我偶尔碰到一个比较满意的名词，那就是IDEOGRAPHIC与PHOTOGRAPHIC正好相反。”后者意为“摄像”，前者意为“意像”，这和我当年杜撰的英语IDEA云云近似，我也可以满意了。但是这还没完，就在佐临临终的1994年的春天，他在病榻上对美国归来的外孙郑大圣说：“就像英语里管‘气功’就叫CHI GONG，‘功夫’就叫GONG FU，那‘写意’就叫SHIE YI吧。邓小平说他希望21世纪中叶，外文字典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个词，我的愿望是字典里也有这个SHIE YI。”

　　为了这个：SHIE YI，佐临用了毕生的GONG FU，毕生的CHI GONG。他是个不掉书袋子的真学者，然而他久经实践，博览群书，借助他山之石参透古今中外多少剧内的与诗外的圣贤格言，才逐渐形成了自家的理论。我们有必要重温一下他常列案头的如下警句，虽或众所周知，仍宜溯其源流，融会贯通。语曰——

　　“看我非我，我看我，我也非我；装谁像谁，谁装谁，谁就像谁。”(梅兰芳)

　　“不像不成戏，太像不算艺，悟得情与理，是戏又是艺。”(张德成)

　　“虚戈作戏，真假宜人。”

　　“唯绝似又绝不似者，此乃真画。”(黄宾虹)

　　“这叫既要冲破程式的樊笼，又要受它的规范。”(阿甲)

　　“把一件艺术品分析得七零八落，分解成若干元素，就犹如把一朵紫罗兰扔进坩埚一样荒谬。”(雪莱)

　　“比普通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理想，更典型，因此就更带普遍性。”(毛泽东)

　　“情与理，形与神，不可分割。”(马克思)

　　人世间伟大的发现，科学的，艺术的，或艺术科学的，每每极其复杂累牍繁文难尽，又极其简单可一语以蔽之。诸如牛顿见

　　常言超凡之说之举是空前绝后的，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佐临的“写意戏剧观”是前可见古人，后可见来者，有传统有继承有创造有发展，可传世的真经也。佐临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