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云发

　　近年来，“国学”这个本是散发着旧时代气息的名词，已俨然成为了一个时髦的名词，不仅在某些土壤上忽然冒出了一些当代“国学家”，而且大学还成立了“国学院”，“国学”大有越来越吃香的趋向。

　　不过，亦有知识界人士对此不以为然。今年6月28日，舒芜先生在《文汇报.笔会》副刊上发表了《“国学”质疑》一文，根本否定了“国学”作为一门传统学科的存在资格，认为它不过是“清朝末年、一直到‘五四'以来，有些保守的人抵制西方‘科学'与'民主'文化的一种借口，是一个狭隘、保守、笼统、含糊而且顽固透顶的口号。”

　　舒芜的文章发表后不久，该报于7月24日发表了蒋国保的《为“国学”正名》一文，文章作者是肯定有“国学”存在的，他以章太炎、马一浮、钱穆等人对“国学”的阐述为例，认为：“晚清、民国学人所谓“国学”，固然不是泛指中国传统文化，但也不是像舒芜先生所断言的，只是特指儒家学术，应该说它是用来统称中国传统人文科学范围内的学术。”

　　老实说，看了两个人的文章，我比较倾向于舒芜先生的说法。其实，对“国学”这个概念的阐述，从来就是各种说法都有，一曰国故说，新版《辞海》称：国学犹言国故，指本国固有的学术文化。二曰局部传统学术说，此为章太炎先生心目中的“国学”，一般泛指传统固有的经学、史学、诸子学、小学(文字学)等。三曰泛传统学术说，以钱穆为代表，他著《国学概论》，将“六经”、先秦诸子、魏晋清谈、两汉古文、宋明理学清代考据等均归入“国学”。四曰儒学说，谈“国学”必谈经学，也就是孔夫子、孟夫子那一套(老子、韩非子、墨子是不入此流的)，而所谓崇尚古文化、提倡“国学”，最后都归结到尊孔读经，这是当代新“国学”派的观点。五曰传统文化说，将“国学”作为一个筐，凡是古代的文化，包括儒家学说、诸子百家、道家佛家、魏晋玄学、宋明理学、诗词音律、戏剧文学，乃至八股制艺等都一概称之为“国学”，这是个大杂绘国学观，当今某些“国学”家就是这么来实践其“国学”理想的，从大学国学院，乃至近期在上海爆出的非法学堂“孟母堂”，大抵都是这类“国学”在实践上的尝试。

　　蒋国保先生在7月24日发表的《为“国学”正名》，意在驳斥舒芜的《“国学”质疑》一文，他认为“国学”是存在的。蒋氏为反驳舒芜先生对“国学”极具杀伤力的评判，遂举出钱穆、马一浮、章太炎三位“国学家”之论断为例，但我读了蒋文后，反而更觉“国学”概念的不可靠。因为依蒋先生之文章的叙述，钱穆、章太炎、马一浮三位前辈对“国学”的界定亦大相径庭。章氏的“国学”局限于小学、经学、史学、诸子学、文学，而钱氏之“国学”，则重在“二千年来本国学术思想界流转变迁之大势”，他在《国学概论》中讲的是孔子与六经、先秦诸子、嬴秦之焚书坑儒、两汉经生经今古文之争、晚汉之新思潮、魏晋清谈、南北朝隋唐之经学注疏及佛典翻译、宋明理学、清代考据学等，实际上钱穆的“国学”即中国古代学术史，与章氏根本不同。而马一浮界定的“国学”，则变成了“六艺之学”，所谓六艺，即指《诗》、《书》、《礼》、《乐》、《易》、《春秋》，实际上是指六艺为中心的经学。所以，三位所谓的“国学大师”，对“国学”的界定都不同，则所谓的“国学”，还有资格成为一门正规的学科吗？至于胡适的“国学”即“国故”说，那是他纯粹玩弄的一个文字游戏，是为了对抗马列主义学说的传播，已经超出了学术范围。

　　正因为这样，清末民初的“国学”论一起，由于其本质乃尊孔读经、维持旧秩序、反对科学、民主，所以“国学”的名声便很不好。鲁迅先生对“国学”深恶痛绝，他在《“以震其艰深”》一文中说：“上海租界上的''国学家''，以为做白话文的大抵是青年，总该没有看过古董书的，于是乎用了所谓''国学''来吓呼(唬)他们。”(见《热风》)他又在《所谓“国学”》一文中对“国学”予以了声讨。指出上海滩上的所谓“国学家”乃一批“暴发”者，“一是商人遗老们翻印了几十部旧书赚钱，二是洋场上的文豪又做了几篇鸳鸯蝴蝶体小说出版”(见《热风》)。而这些“国学家”其实是“学了盐贩茶商”，他们之所谓“国学”，乃是“拆白之事”而已。

　　其实，当今“国学”之沉渣泛起，实际上是反映了应当如何对传统文化的问题。毫无疑问，中国传统文化有自己独特的魅力，这是中国之所以能屹立了世界民族之林的根本原因，但是，我们要弄清两条：一是传统文化并非单指六艺、经史、理学等那一套，而是范围更广泛的古代文明，既包括精神的，也包括物质的。例如从未被“国学家”们列入“国学”的《孙子兵法》，难道不是中国之学？我们不能一讲继承传统文化就首先局限在尊孔读经的儒学上。二是对传统的非物质文化，我们应当釆取有条件继承，即批判地吸收，不能全盘吸收，因为时代在发展，古代的文明是封建的生产关系上产生的，它不可能再代表当今的先进生产力。现在，科学在当代文化文明中的比例越来越大，中国社会的发展亦应以

　　现在再回到“国学”这个概念。综上所述，可知“国学”实在是个混乱的大杂绘，如果说，章太炎、钱穆提倡“国学”的时代，现代意义的学术分科界定尚不明显，所以他们才会误把几门不同的学科硬归入“国学”的话，那么，当今社会的社科学术分科越来越细、也愈益清晰的情况下，“国学”这样的错误概念就根本不应该再存在了。如果以钱穆的“国学”概念来套今天某大学的“国学院”，则便应成为“中国古代学术发展史学院”，这不是笑话吗？而听说今天某大学的“国学院”，其实提倡读经、论文、诸子百家、诗词乐剧都读，实际上不过是学习传统的文化学术而已，我们现在大学里已有中文、音乐、戏剧、哲学等专业，亦有文学史、古典诗词、古汉语等学科分支，甚至还有诗经、论语、老庄哲学、程朱、王阳明等极专业的研究，又何必再打“国学”这个旗号？这总会使人生出故弄玄虚的联想。

　　而最可虑的，则是有人可能会在“国学”的名义下，再搞“尊孔复古读经”那一套，如当年鲁迅批评的那样。也有人想借鉴新加坡“经验”、用“新儒学”来重新构建当代中华道德秩序，于是便嚷着要兴“国学”，其最大可能便是又把“四书五经”这类东西捧到不适当的位置，这些都是要不得多的，常常会导致思想观念上的走回头路。大力提倡“国学”的危害，亦即在于此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