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前我在北京报纸上看到黄骅市市长陈西峰到紫禁城“卖枣”的图片新闻，一时也说不清这是黄骅的创举，还是紫禁城的创举？

　　不到一个月，我有了一个重访黄骅的机缘。第一个早晨朋友就带我上古贡枣园，黄骅是冬枣的原产地，这个叫聚馆的村庄集中了198棵仍在结枣的古树，可以说是冬枣的老家。到这儿我才知道，这个冬枣，五六百年前明孝宗弘治年间封为贡枣，那时就进过紫禁城了。

　　近半个世纪前，我在黄骅的中捷友谊农场劳动，经历过两个十月，正当冬枣上市的节令，可从来没听说过冬枣。因为在封闭式管理下，一心只想着“通过劳动改造思想”，心无旁骛，且赶上一段“放开肚皮吃（饭）”的好事，已经挺满足了，又僻处海边，哪里顾得上打听土产，吃零嘴？一般的“人民群众”呢，忙着大跃进，忙着人民公社化，忙着土法炼钢，正是大炼钢铁需要柴火，娘娘河边古老的枣林，粗壮的老树，一夜之间砍了个光。不然的话，六百多年的古树，就不会只剩下今天聚馆的198棵。

　　人老了，旧事倒记得清：十岁前，我家前院有七棵枣树，白枣，嘎嘎枣，有名的郎家园的脆枣儿……不是冬枣。南风吹时，枣花淡香，秋风乍起，枣儿就半红，是我们孩子的恩物，“打枣”成了我们的狂欢节。“有枣没枣三竿子”，我们这些脱离乡村的城里人，对枣树的管理不止粗放，简直是粗暴，还说今年打得狠，明年结枣多，全是“棒打出孝子”的植物版。过冬，也只是用白灰给枣树刷一道裙子，防病防虫吧。到了夏天，照样长“洋刺子”，每年一棵树结不了多少枣儿，打一回尝尝鲜，再打一回就是收拾残余了。

　　传说明孝宗有个妃子生在沧州（不知是不是聚馆人），把她从小爱吃的冬枣，推荐给了皇帝，这个弘治帝在位十八年，正当哥伦布发现古巴前后，但他属于历代帝王中平庸之辈，也许惟有钦定冬枣为贡枣，倒算得上是有眼光有口味、值得记入史册的一笔。

　　黄骅这个地方，上世纪40年代才以

　　我在1998年来到黄骅，还没有人对我说起冬枣。但那时当已有不少人在为改变冬枣的命运默默奋斗。2001年，“中国黄骅冬枣原产地域保护单位”。今年5月，黄骅“聚馆古贡枣园”成了“国家重点

　　一说文物保护单位，我们想到的或是历史悠久的宫殿陵墓，或是驰名四方的名胜古迹，像这样拥有近二百棵仍然生机勃勃挂果累累的古枣树的园林，却是绝无仅有。这些“活化石”还在持续生长，在文物保护单位中另列为“其他”：既是经济作物，更是“文化作物”，不仅像其他文物一样需要守望保护，更需要呵护扶植，这是有生命的鲜活的文物啊。在这个意义上，我以为应该是“保护第一，发展第二”，切不可盲目扩种，要让每一株新树都像它的母本和祖辈一样，防止退化。当然还要防止假冒品牌，千万别像南方某一名茶，在产地村中都有人兜售假货。

　　在有六百多年树龄的古枣树前，我心里冒出“大我”这个词。过去说“大我”，多是从横向看，指的是相对于个人的特定群体；假如纵向看，就像这些枣树承前启后，绵延着物种的生命，也凝结着历代聚馆人的希望、梦想、心血和灵魂一样，我们一代代人，是先人的后人，也是后人的先人，无论个人或群体，都是无穷尽的人类历史链条上一个叫做“小我”的环节，站在这个角度看历史，看自己，心胸不是会更开阔，更充满希望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