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韩国一所大学任教四年，多次查阅《朝鲜王朝实录》、《燕行录》等古代文献。令我感到惊讶的是，其中居然有一批明朝皇帝口语的记录。朝鲜王朝派到中国的使节有“书状官”，他与正使、副使合称“三使”。正使往往是判书（尚书），是正部级以上的官员，书状官在本国的官阶也是很高的，甚至有王子也来充当书状官。书状官们写下的文字就是著名的《燕行录》。在我的印象中，书状官要记录大事，或者记录自己与中国文人之间的诗歌唱和。却没有想到，他们还为后世留下了许多明朝皇帝口语的记载。

　　掩卷沉思，明朝皇帝们说的是什么话？显然，是安徽话。朝鲜使节们不可能像录音机那样给明朝的皇帝们记录语音，但蛛丝马迹还是有的。而我们的天津话，不正是和明朝皇帝说的是一样的安徽话吗？

　　安徽话在天津可以扎根，大概应与此有关。从大处说，皇帝说的安徽话在明朝是神圣的口语。那时要是有人敢把这些话编到“小品”里嘲笑一番，演员的脑袋就该搬家了。从小处说，天津话里包含的从凤阳到宿州的方言，恰恰是大明天子的家乡话。天津卫本是兵将的天下。传说，“燕王扫北”的部队及其家属是天津人的主体。燕王从天津南下，成功地夺得了皇权，成了永乐皇帝。又安排了自己最信任的老家兵将为他把守京城的门户。驻扎在天津城里的这些人是皇帝的近卫军，他们的口语里充满了骄傲、自信与自豪。天津话在二百多年明王朝统治期间牢牢地扎下了根。如此说来，朝鲜书状官们记载的，其实就是天津话呀。

　　天津话是大明天子的家乡话，这个推论应该是不成问题的。

　　2004年去日本开会，一到福冈机场我就在免税店里看到了“天津板栗”。我觉得很奇怪，因为从来没在天津看到有卖“天津板栗”的。我又想到了天津话问题。我觉得，天津话从近代开始被人为地“矮化”了。其根源大约在于近代的李鸿章与甲午海战。李鸿章所带的“淮军”和安徽系的官员，在天津这里找到了自己的家乡话。他们有一种地方文化上的认同感。李鸿章在天津搞洋务也是如鱼得水。

　　据我所知，当年朝鲜王朝派到天津来的“领选使”金允植，还在大直沽请了一位叫张璧的人，来专门教他天津话。朝鲜王朝的使节在七百年的时间里写下了无数《燕行录》，而这是唯一的一位朝鲜高级官员学天津话的记载。

　　甲午海战失败了，李鸿章和他的属下也就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