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阳春，参加了一次金婚的庆祝。先是电话，后是请柬。电话是马增蕙打来的，开口便痛快，说是三喜临门：她和老谢（凌霄）金婚五十年，老谢八十诞辰，她本人演艺生涯六十五年；其实她漏说了一喜，她也正是人到七十，算来，她第一次登台才五岁。

　　幼年献艺，在曲艺、戏曲界，门里出身中并不鲜见。有天赋，有熏陶，更有谋衣谋食的不得已处。增蕙我1960年才认识，我知道她是随父亲马连登、大姐马增芬一起来的广播

说唱团。马老和增芬专工西河大鼓，增蕙却唱的是单弦。

　　说来惭愧，那时我刚摘了右派帽子回电台，不能再回意识形态阵地的编辑部，在广院新闻系和印尼归侨班当了一阵辅导教师，在文艺部资料室赋了一阵闲，还是早年把我调来的晋察冀老同志柳荫，让我到不涉机要的说唱团“走走”。

　　文艺广播原本执行周扬、梅益订下的题材“三三制”，即配合政治任务的、中国传统的和外国的节目各占三分之一。这时正在庐山会议之后，要保卫“三面红旗”，配合政治任务的分量大大膨胀。1960年4月，忽然说要办城市人民公社，说唱也得配合。我于曲艺的各样形式都不熟悉，只凭着十来年间所受的宣传工作训练，尽量把政策精神“形象化”，押上韵，题为《满城春》，交给老团长白凤鸣看看。谁知到他们手里三弄两弄，不几天就作为单弦联唱广播了。应该是白凤鸣主导，还有赵玉明和马增蕙出力的吧。

　　我对单弦曲牌一无所知，但我的长短句化成了单弦牌子曲！我脸红，说唱团的人却鼓励我。我对曲艺是个“棒槌”，让我上说唱团去“走走”，我是战战兢兢的。日子长了，脸儿熟了，我发现被称为“老艺人”的演员们，对我不存戒心，并不视我为异类，跟他们相处，倒不必格外加小心，这不止因为他们都说一口京片子，听着亲切，而且因为我总感到他们待人接物中有一种传统的礼数，对人的尊重，也许因为他们看重知识和文化，所以并不歧视读书人，不管政治运动对读书人怎么糟蹋。

　　后来我更觉得自己在说唱团还不算讨人嫌。我替孙书筠、钟舜华两位润色过京韵大鼓老段子，又为纪念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编了几段红楼唱词，“京韵”唱了，“西河”也唱了，马增芬唱的《刘姥姥逛大观园》，效果远超过了我的想像。在相声组，马季、于世猷为老演员说的老段子作记录，我也帮过些忙。我甚至感到在说唱团有几分受欢迎似的。这种感觉到“文革”中才凉下来，因为我干的所有这些，都是我执行“刘少奇修正主义文艺黑线”即“大搞四旧”“贩卖封资修糟粕”的罪恶行径了。

　　至于单弦，是有格律的，我听得少，更不会唱，曲牌不熟，再也没敢问津。但我不久就调到剧团，老谢也从合唱团来剧团了，加上他们夫妇跟我住一个单元，远亲不如近邻，真是没说的。文革开始，那年8月我和谢凌霄同时进了“政训队”即所谓牛棚，出了牛棚，日子也不好过。谢文秀那时的身份是右派老婆，她后来在一篇题为《碎片》的回忆文字里，写下了那些无助的日子里增蕙给她的帮助，当然还有没写下来的，是尽在不言中的默契，够不上相濡以沫，也该是守望相助吧。

　　到老舍茶馆祝贺老谢和增蕙的金婚，我没有送像样的礼物，只带去一份文秀文字的复印件，我希望他们能从这简短的字里行间，体会到我们由衷的感激。他们，也像我遇到的许多善良的人一样，都让我在逆境里坚定了一个信念：这个世界上，毕竟好人要比坏人多！

　　今年读到了章诒和追记的《伶人往事》，从大节到小节，展示了这样一些戏曲界人物高尚的道德风貌，我不愿意用套话“令人动容”，我要说，我不止一次感动得流泪。我想，曲艺界也应该有人那样写一写，不让那些值得铭记的人和事，在岁月迁流中堙没无闻。

　　在这一场金婚的庆祝中，我不但见到了多年暌隔的增蕙和老谢，还见到了更加多年不见的赵玉明，她说，这一对金婚夫妇，当年还是由她撮合的。又见到许多多年不见的同事，“文革”中分属几派的都有，足见他们两位人气好。在席上我想了很多，也想得很远，我想到了那些已经不在的老艺人，就如马连登，我一直认为他“看家”的长篇大书《杨家将》，应该复制磁带或整理成书，长远保留下来。这个工作是不是有人做呢……

　　还是回到本题上。今天的庆祝很热闹，北京演艺界大家名人来了不少，其中常宝华说得中肯，他说，能使一对主人的婚姻维系五十年的，是“三心”：爱心，良心，责任心！

　　说得真好。是评价，是安慰，也是祝福。我在这里，再一次祝福老谢和增蕙，也祝福一切有爱心、良心和责任心的婚姻和家庭，无论他们年老还是年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