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观泉先生的目力，两眼相加，大概也没有0.5。可是，先生却能穿过历史的烟云，看清许多不为今人所知的真相。

　　鉴于很长一段时间里，对于陈独秀的研究“只剩下1927年大革命失败所负的右倾机会主义责任”，上个世纪80年代初，观泉先生在《“天火”在中国燃烧》这部论及19世纪末到1930年间，“天火”——马克思主义早期传入国门的历史著作中，就充分肯定了陈独秀和

《新青年》在新文学运动中的不可磨灭的功绩，而此时，陈独秀还顶着“托陈取消派头头”、“汉奸”的恶名。

　　以后的20年里，观泉先生经过大量的研究和考证，从纷繁的史料中扒梳出陈独秀一生的清晰足迹，写成五十多万字的《被绑的普罗米修斯——陈独秀传》，为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研究添了一块分量很重的基石。可惜的是，书稿至今只在海峡对岸出版了缩节本。笔者曾见观泉先生拿着一大口袋的书稿，上车，下车，与出版者接洽。

　　1991年出版的《一个人和一个时代——瞿秋白》是观泉先生又一部力作。观泉先生以大量确凿的史料，描述了瞿秋白从一个“旧时代的孝子顺孙”成为“新时代的活泼稚儿”，以及他在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的传播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更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说明“中共有红军，有南昌暴动秋收起义，有井冈山根据地，有广州暴动，都是瞿秋白主持中国共产党后开始的”，以至瞿秋白成为了国民党缉拿的中共“首恶”。截至1936年发生“双十二事件”——国民党和共产党又握手联合共同抗日，“国共分裂造成中国现代革命史上的一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1927年—1935年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史，以瞿秋白领导开始，以瞿秋白血溅罗汉岭而告终”。让后人终于知道这位长期顶着“叛徒”帽子的中共领导人的真实面貌和历史功绩。

　　解放前复旦大学最后一任校长章益（字友三），曾在美国留学研究教育，正是他，拒绝了国民党令他迁校飞往台湾，将校产完整交给了新中国。1952年他却被调往山东聊城师范任教。观泉先生不满于后人对于他的轻视，就利用资深集邮家的身份，借用一枚致章友三的邮件，赶在复旦百年校庆前夕，在《东方集邮报》上，将这位不该被遗忘的人物介绍给今天的读者。

　　观泉先生在激扬文字，拨散历史迷雾的恢弘事业之外，另有妩媚动人的副业（过去曾是主业）：他还是一位美术史专家，一位美的传播者。他的力作《欧洲艺术中的神话与传说》，先在上海出版，近日又在台湾出版繁体字版，成为两岸艺术爱好者进入西方艺术的向导。

　　上个世纪90年代，我去哈尔滨出差，曾到观泉先生府上拜访，看见他家中的书籍和资料堆得之高，简直岌岌可危。从黑龙江省社科院退休后，观泉先生和夫人——《北方大学》副主编鲁秀珍女士，一起回到上海定居。闲时去他那儿小坐，香茗醇酒招待之余，总有说不完的掌故。一来是因为他的坎坷经历，二来是因为他那天生豪放却又俏皮的性格，还有那几十年浸淫于学问养成的识见。对于我们这些后生来说，观泉先生可以是亦师亦友的——学问艰窘起来，从他那里随时可以得到指点；要是有一瓶老酒，一盘花生米，那就可以海阔天空吹牛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