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彦周走了。面对媒体打来的采访电话，一时之间竟然无以对答。他谢世的消息太突然了。

　　前些日子，我把电话打到他住院的病房，他的声音虽然有些嘶哑，语声也显得十分微弱；但我还是从他的声音中，获得了一丝安慰，因为他说他要出院回家看看。因而我认为他今年可以平安无恙了。进入21世纪，友人公刘、叶楠、文夫相继走了，此时彦周又匆匆离

世，我心中又平添了几分忧伤。

　　我与彦周结识于上个世纪的80年代之初，几十年中几乎没有中断过往来。在我的认知里，他是一位忠厚的兄长。除了几次结伴而行游长江、登黄山、攀九华之外，逢年过节从不忘彼此问候。在长途电话中，听到他的皖南口音和爽朗的笑声，是我的一种精神享受。除此之外，每年年尾我都接到他和他夫人张嘉精心设计的年节贺卡；贺卡由张嘉作画，彦周填词，画面上的梅、兰、竹、菊与彦周的诗文合而为一，让远在北京的我，除了触摸到他的家庭的温暖之外，还感悟到人间友情的珍贵。

　　彦周在文坛上苦苦耕耘，始自历史新时期，从电影《天云山传奇》开始，直到世纪之交的《鲁彦周文集》八卷问世，是他献身于文学与电影事业的光辉写照。在年过七旬的日子，他又出版七十五万字的小说《梨花似雪》，以不知疲倦的劳动，构筑了他晚年的完美。他太珍惜时间了，已然发现肺气肿的疾症之后，还继续往稿纸上倾吐心血。唐诗“春蚕到死丝方尽”的佳句，可以视为彦周献身文学的写照。

　　综观彦周一生，他一无文坛上的蝇营狗苟之举，二无口是心非之作；在五颜六色的文坛，他不做各种时尚的附庸，而追求人文合一的品格。他为人谦和，但其内心又十分刚正，我记忆中最为清晰的一件往事，发生在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之初。当时，文化部为获奖的电影颁奖，因拙作《第十个弹孔》侥幸与彦周的电影同时获奖。记得当时有位著名导演因影片获奖而忘乎所以，在餐桌上酒后失态。餐后，彦周到我的住室，愤愤地说：“有的

　　“我挖过煤。我的感悟是，矿山表层的煤容易点燃，也最容易熄灭；只有矿层深处的煤，不容易开掘又不容易点燃，但是它火力最强，也最耐燃烧。”

　　彦周说：“作为一个文化人，今后我别无选择，要干的就是从表层向地下深掘。”

　　我看彦周表情十分严肃，为了缓解过于凝重的气氛，便调侃地说开了

　　彦周笑了：“看样子，你我都当不了‘鹦鹉’。”

　　我说：“那你我就学做向后看的张果老吧。”

　　这就是鲁彦周。当时虽然只是初识，但我已然从其文静书生般的外表下，抚摸到了他灵肉中的文人血性。这次交谈之所以令人难忘，因为我俩都是烟鬼，当时只顾忘我地谈心，弹烟灰时不小心，把我上衣烧了一个洞——直到我俩闻到了有糊焦的异味，才在大笑中结束了交谈。他的文学实践证明，这番不是戏言的戏言，就是他一生恪守的罗盘，他的笔锋不断向中国历史的经纬深处钻探，直到“蜡炬成灰泪始干”。

　　彦周在生活上是个追求平淡无华的人。记得在上个世纪之尾，他陪同几个北京的文友游九华山，曾经做了这一件出人意料的事：在登山的过程中，他别出心裁地把我们带进了佛山住持仁德法师的佛堂。由于有点出乎朋友们的意料，当我们在佛堂坐下，法师弟子端上茶来后，大家都显得有些拘束。彦周举起茶杯，对友人们说：“这茶和水可都是开过光的，喝了佛茶能净化咱们的心灵，清洗灵魂的污斑……”说着，彦周带头喝下杯中茶水，我们也都端起茶杯。慈眉善目的仁德法师，此时也手捻佛珠微微而笑。在下山的路上，我问彦周此意为何？他告诉我，他虽然做不了苦行僧，但也看不惯人世间的奢靡，因而来九华山时，不忘到佛山圣殿静心，特别是怕在时尚文坛混沌百象中，染上“感冒”或“疔毒疥疮”。

　　这是彦周在文学之外的另一幅生活肖像。他警惕自己贵族化，努力追求平民化的境界。因而尽管他在安徽深居简出，还是赢得了文苑的敬重——他是一棵树，是有着独立思维、绝不随季候风而左摇右摆的大树。

　　今天，他离我们而去了，给我们留下一道做人和做文的话题。记得，今年四月我赴美之前，给他打过去辞行电话，祝愿他身体早日康复，他用嘶哑的喉音，对我倾吐出如是的话语：“人生祸福无常，早走晚走都要走，只求走的时候，无愧于心也就行了。”这句话，既是彦周的灵魂自白，也是他一生的自我总结。

　　值此隆冬时日，仅以此一纸迟到的祭文，一寄心中之哀思，二陪好人彦周踏上西行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