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汉子罗世成，被日本兵的兽行激怒了、气急了、逼疯了，抡起身边的大铡刀片就砍过去，眼前一片血肉横飞，有的鬼子脑袋掉了，有的大腿被削了下来……在他中枪倒下后还顺手抠出了侵华日军联队队长的一个眼珠子。

　　这是侯衍涛长篇小说《寒秋》中的一个场面。作者凭借着一股勇气和激情，冲进抗日战争的题材，尽兴砍杀起来！

　　好！战争题材需要这样的血性，当代文学更需要这样的胆力。

　　前不久在庆祝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的时候，人们普遍意识到这样一个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功绩、或者说反法西斯战争的辉煌，拯救了人类并决定了历史的走向，创造了无数惊人的战绩、战例，也创造了许多英雄。至今全世界都还在缅怀死去的英雄，活着的英雄重新又找回了过去那种英雄的感觉，这是反法西斯战士的节日。但战士跟战士的心情不一样，不同的人对战争有不同的记忆、不同的认识和思索，都在用今天的眼光重新认识战争。

　　战争需要英雄，历史和现实需要英雄，文艺作品也需要英雄。于是“二战”成全了许多关于战争题材的文艺作品，有些在今天看来仍然激动人心，成为经典之作。比如美国的战争文学，从海明威的《战地钟声》，到赫勒的《第二十二条军规》，再到罗伯特·斯通的《倒霉的大兵》， 可以明显地看出美国当代文学对战争题材的探索路径：揭示战争的残酷和成全英雄主义，揭示战争对国家和民族的影响，揭示战争中的人性温暖和变异……

　　如果没有读过这些小说，只要想想好莱坞的战争大片，也可清楚地看出西方人战争观的变化。从诸如《巴顿将军》等许多表现二战英雄的作品，到《辛德勒的名单》；由表现越战的《现代启示录》到《拯救大兵瑞恩》，由反映战争带来的绝望和疯狂，到反映“伙伴”之间的忠诚，尽管这忠诚是“破碎”的。

　　或许以曾经跟中国当代文学有着更多特殊联系的苏俄文学为例，更容易说明问题。《苏俄当代文学》一书中说，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苏俄战争文学中的英雄形象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让英雄人物双脚着地，即不再推崇“高大全”的模式：第二个阶段是走进人物内心，如《雁南飞》、《这里的黎明静悄悄》；第三是英雄形象进入人性化的阶段，如《第四十一个》等。

　　中国同样经历了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有经典的战例，也有经得住历史考验的英雄，而留下的作品却与这场战争不相称，能成为经典的就更有限。更多的是不再具有感染力，随时间而飘散，这是为什么呢？要知道在中国的文学传统里战争文学可是强项，是“永恒的主题”，如《三国演义》、《水浒传》、《东周列国志》等等，都是有口皆碑的经典。

　　缺少了战争的主题，当代文学就无法不显得残缺和轻飘。一场越南战争，让美国文学的反思从未停止，不断开掘，不断有惊人之作问世，使文学超越了战争。而我们的当代战争文学大多还停留在战争表面，甚至还没有让英雄人物着地，又出现了“反英雄”的倾向。这就不能不承认，当代文学已经无法回避战争题材的贫弱这一现实了。

　　其原因除去文学创作自身的僵硬和概念化、公式化之外，还有一种因素是当代文学对战争和战争中人的理解过于简单和肤浅。从公元前的1496年至公元1861年，地球上打了三千多年的仗，可谓连年战乱。自“二战”结束到现在，60多年里又打了150多场仗，平均一年打两场还有富裕。战争的危害，从第一场战争之后人类就知道了，却屡禁不止，战争毁灭人性，人类又靠战争阻止这种毁灭，使人回归本性。待到人性扭曲、畸变，又会再发动战争……

　　战争是人之大欲的激烈化，是一门“破坏科学”，如同有善就有恶、有破就有立一样，“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多种相互对立的东西一直伴随着人类。而战争题材的文艺作品应该反映出历史的战争性，战争中的历史，以及战争中的人性和人身上的战争性。文学不能对战争沉默，战争是血和铁的交迸，战争题材贫弱正说明当代文学缺乏血性和铁质。

　　因此像侯衍涛先生这样一些非专业写作者能进入战争题材，带着一股生气和力道，如同他小说中的主人公一样，不管三七二十一先杀他个人仰马翻再说。应该说，勇气难得，激情可嘉，精神可贵，做出的探索也是有价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