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早起来，依旧下着小雨，去县医院体检，听蹲在房檐下的农民叹息：这老天，不知道还要下几天？言语中不无担忧。长年生活在城市里的人，无需知道农民什么时候播种，什么时候收获。在酷热蛮横不讲理的夏天，城里人只希望凉爽，有几个人能想到阴雨天会把麦子下得生了芽？在毒辣辣的太阳底下挥汗如雨的农民从不诅咒老天，他们渴望的是多暴晒几日，把麦子收回来。其实，城里人的生活日趋程式化、简单化、身体化。他们中的不少人整日奔忙只不过为了满足自己的身体，最大可能地让感官受到刺激，安顿好自己那一身肉。他们

为权力、为金钱、为虚荣而煎熬，没有得到情人的一夜温情也会痛苦半天。农民的身体欲望很简单，他们精神上的痛点和兴奋点与城里人大不一样，孩子考上了大学，自己无钱供养，他们为此而自责、而内疚；一亩地多打几十斤麦子，一家人要高兴半天。

　　上午走访了县检察局。局长告诉我：凤翔县是大县，刑事犯罪率相对高一些，偷盗、抢劫、强奸以至杀人案件时有发生。十四五岁的少年，初中毕业后没有考上高中或职业高中，毫无心理准备就进入了社会，一些娃们自觉不自觉地走上了犯罪之路。这个时代，无时不在挑逗人的欲望，电影、电视、戏剧、网络、广告、报刊等媒体，或者赤裸裸地或者羞羞答答地张扬着欲望的大旗，把欲望的银针贼眉鼠眼地刺向人性的弱点，使人性中本该规范、本该压抑的那一部分活跃起来了。人的欲望被挑逗起来后却无处搁置，一些缺乏理智的年轻人就跃跃欲试。当然，青少年犯罪的原因颇复杂。农村里的这些不安定因素值得警惕、深思和研究。

　　初次接触基层干部，觉得他们大都很农民。机关里的干部，大部分家里有责任田，妻子儿女还没有和土地分离。收割季节，他们和农民一样心焦。他们共同感叹的是：农民的温饱问题确实是解决了，但经济压力确实是太重了。即使种二十亩麦子，也不够一个大学生一年的费用。一个局长告诉我，电视台的一个名嘴，来宝鸡市参加活动，只说了三句半话就卷走了10万元。几分钟时间的收入就等于农民种200亩麦子收成的总和，等于一个科级干部10年的全部收入。

　　在中国官吏史上，明代官员的俸禄最低。万历年间，一个知县的月薪仅3两银子，要养活一家老小也成问题。所以，海瑞的清正廉洁只是个例。高薪养廉不是高明之举，想办法缩小差距是平抑不公的首要措施。最理想的结果是：让社会收入的总和基本公正地到每个公民手中。也许，我对时代太理想化了吧。我渴望的是：得病的农民能得到治疗，辍学的孩子能坐进教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