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话是一种古老的游戏，也是一种与翻译、误读、传播、重新整合有关联的方法论。用在对人类文明和东西方文化的发现和对比中，就变成了一种深刻和有趣的视角。传话这种游戏由多人参与，从一句话开始往下传，等游戏结束时，经众口相传，最初的那句话已变得面目全非。人们在对东西方文化的理解和误读中，“传话游戏”式的认同导致了异域风情式的审美观。

　　在冷战结束后的今天，文化全球化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虽然它仍然有一个中心(以强势的美式英语为代表)，这个中心的信息秩序并非公平，它把发达国家的文化和信息单向地注入到发展中国家。而后者的信息和文化则只是一个传话游戏中的他者，进入前者的文化想象。那么，那些有着源远流长的文化传统的地区，怎样在这样的文化夹缝中存活下去呢。或者说，在完成一系列的文化杂交之后，我们的本土文化往何处去？是加入经过一系列的传话游戏之后的“文化融合”(面目全非)，还是保持它原生态的特性(也就是差异性)？我们能保持吗？

　　2003年我去西班牙之前，原以为在安达鲁西亚最南端，一定到处都是穿着缀满蕾丝花边的裙子、鬓角插着一朵红花的西班牙女郎，在激越的音乐声里，跳着弗拉明哥舞。结果到了西班牙一看，让我大失所望。满街的女孩穿得跟成都女孩一模一样：都穿着本季必备的露腰上衣和斜剪的丁字裙，都配着自然下坠的流苏，都戴着拉丁风格的粗手链。是呵，现在是“全球化”的时代，我们都在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已分不出彼此。不只是西方人到了东方有殖民情结，东方人到了西方，也一样地希望看到些与自己国家不同的东西，这就是异国情调吧。也许在全球化的今天，只有生活方式还保留着一些差异性：比如成都有坚决抵抗

　　西班牙人很讨厌全世界的人都把卡门、弗拉明哥、斗牛当做西班牙的注册

　　在西班牙导演绍拉拍摄的影片《卡门》中，他想要以西班牙文化的方式诠释一个新的卡门，并同时呈现这一努力的失败。电影中的女主角，可以视为西班牙新女性。她只想扮演卡门，但她并不想成为生活中的卡门。这一角色正好印证了西班牙文化境遇：试图在真实世界中褪掉被赋予给自己的角色化记忆(异国情调)，但为了成为卡门，又不得不一次次扮演进入他人眼中的规定角色。电影中男主角安东尼奥和卡门的爱情结局，正是西班牙文化与外国文化冲突结局的象征。这部电影完全可以用来阐释非西方国家在参与全球化进程中的文化尴尬：一方面力图得到“国际化”的好处，另一方面又担心本土“原汁原味的文化”灰飞烟灭，力图进行一种徒劳和微弱的反抗。但是在越来越强大的文化趋同旋风下，这些努力和挣扎都被吹得七零八落。事实证明无论非西方国家的人怎样看待自己的他者地位，却也不得不在现实世界中与虚假合谋，共同打造全球化文化赝品的流水线。在中国，传统的戏剧也只能在一些供外国人参观的酒吧中，或是一些提供旅游服务的歌舞厅中演出。如果说西班牙导演尚在反思“文明的冲突”，那么中国电影自从《卧虎藏龙》成功之后一窝蜂地上演古装大片，却是为了主动地献上贡品——皇权、长袖、功夫、符合西方审美的东方女人等——充满异国情调的中国元素，这些元素的外包装则是西方古典戏剧的结构和好莱坞的高技术、大投资的营销策略。这样一个精装修的传话游戏“结束”时，带给西方的是一个空洞的中国符号，就像中国城市在拆掉的古建筑上，所修建的那些仿古建筑。

　　全球化的过程也是一个文化扁平化的过程，有时也不仅限于东西方文化或发达不发达地区这样的分野，如靠近美国的加拿大，其自身的文化、语言、艺术已全部美国化了。在强大的全球资本主义推动下，古老文明和传统文化渐渐被同化、被抹去，文化珍稀物种也濒临绝种，剩下的只可能是一些文化符号。身穿大红百褶裙的卡门，和出现在奥运会上的张式大红灯笼，其意义基本相同。就像我1992年在印第安人保留地所看到的那样，印第安文化已沦落为旅游者的观赏项目。

　　《文明》杂志多年来充当中、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角色，成为中国人了解世界人文与本土人文的一个重要口岸。在《文明》杂志创刊五周年之际，盼望《文明》能在格式化了的现代文明中，帮助中国读者了解更多中外人文资讯，并且为保持和推动本土古老文明和传统文化的延续，尽最大的努力。

　　撰文：翟永明

　　翟永明，女，生于四川。著名诗人、作家。多年潜心写作并策划过一系列文学、艺术及民间影像活动，经营的“白夜”酒吧成为颇具盛名的艺术场所。作品曾被翻译成为英、德、日、荷兰等国文字出版。重要作品有：《女人》(1986)、《翟永明诗集》(1994)、《称之为一切》(1997)、《黑夜里的素歌》(1997)、《终于使我周转不灵》(2002)；随笔集有：《纸上建筑》(1997)、《坚韧的破碎之花》(1999)《正如你所看到的》(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