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曾经为世人列出一道公式：天资+勤奋+机遇=成功。

　　季羡林无疑是成功者，拿这个公式相对照，笔者认为，他的天资是聪颖的，他的勤奋是十足的，这都是基本要素，是他大写人生必不可少的前提，然而，季羡林的成功，更大程度上取决于他的机遇。

　　季羡林生于贫穷，贫穷不是罪过，却是成功的障碍，因为按照常规，他无法得到系统的教育，当然就谈不上日后的一系列发展。但是，季羡林是幸运的，六岁那年，转机来了：他在济南城有个叔叔，叔叔家境殷实，膝下无子，如此一来，作为老季家唯一的男孩，季羡林的教育问题，就提上举族的日程，议决的结果，是他离开老家官庄，离开父母，投奔叔叔，从而开启了正规的学堂生涯。

　　这是他人生的第一个机遇。季羡林在济南接受了完整的小学、中学教育，凭着他的天资和勤奋，在一干学童中脱颖而出。高中毕业，遵照叔父之命，报考济南

　　季羡林选择了清华，之所以这么做，是为了将来出国方便。四年转眼而过，毕业了，有背景，有金钱的同学，纷纷作逍遥游，向东洋，向西洋；他什么也没有，只能回济南，凭关系谋了一个中学教员。那教员也不是好当的，勉强撑了一年，社会险诈，人心叵测，饭碗随时有被砸的危险。穷途之际，忽然柳暗花明：清华和德国签订交换研究生协议，正在物色赴德

　　留学德国，他心心念念，想的就是如何挣个博士学位。对他来说，博士不光代表学问，更是金字招牌，有了它，回国好谋个铁饭碗。但规定的期限只有两年（1935年秋至1937年秋），选修的课程又艰难繁复，在这短短的时间内，他无论如何也拿不下博士学位。然而，人算不如天算，1937年夏，因为日寇侵华，济南沦陷，他顿时变得有国难回，有家难归。没奈何，只得在德国继续逗留。这本是坏事，民族的空前的浩劫，却从反面帮助了他——也正因为此，他才有了充裕的读博时间，学位固然如愿以偿，学术更是精益求精；老实说，季羡林能有今天，和他在德国的十年攻读大有关联。

　　学业有成，不等于饭碗到手，要回国了，季羡林试着走陈寅恪的门路。他认识陈寅恪吗？谈不上，早先只是在清华，旁听过陈先生的课。就这么一点缘分，这一点缘分起了大作用，他选择梵文，就是因陈先生的课而起，他在德国的老师，又是陈先生在柏林大学的同窗，这叫缘上加缘。季羡林这边一封书去，陈寅恪那厢欣然首肯，随即把他推荐给北大。再说北大这方面，掌门人有三位：校长胡适、代校长傅斯年、文学院长汤和彤。这三位都是识才的伯乐，掂得出季羡林的分量；加之傅斯年又是季羡林的同乡，汤用彤又是陈先生的

　　这就叫顺。季羡林在东语系任上，又搭上了清华老同学胡乔木。当初在清华，乔木是如何对他苦口婆心，循循善诱，一心要把他引上革命道路。他哩，胆小，怕事，最终辜负了乔木的热望。但经过几番交道，他也给乔木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北平解放，建国，乔木旧情重拾，以他的高位，频频向季羡林伸出援助之手。尽管季羡林晚年著文，强调自己如何清高，如何被动从事，事实是改变不了的：乔木，扮演的是他生命中的贵人。

　　2006年8月6日，在与温家宝总理交谈时，季羡林说自己的一生“大起大落”。季羡林这里所谓的“大落”，指的是“文革”中蹲“牛棚”。其实，在一个天翻地覆、鱼龙变化的大时代，任何人的一生，都很难风平浪静。比较起来，季羡林的一生，算得是坦荡顺遂的了；即使“文革”中蹲“牛棚”，不也让他蹲出了一本畅销华夏的《牛棚杂忆》！这样的负负得正，天下又有几人能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