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沈阳工厂时，曾经一个人编了几年厂报。那时我只有二十来岁，初中文化，一些人十分诧异。他们哪里知道，暗地里还有一个人和我一起办报，这个人就是我父亲。

　　父亲从没到过我的办公室，也没到过印刷厂，他住在偏远的乡村，住在小土屋里。小土屋极破，有时天阴漏雨，还得去生产队的马厩躲避。但是，那一阶段的厂报期期离不开他的智慧。在不知互联网为何物的粗陋岁月里，父子二人硬是异地合办了一张报纸。

　　这事说来也简单。厂报每出一期，我都精心叠好一份，给父亲邮去。不久，这份报纸肯定从乡下重新寄回城里，那上面密密麻麻已经布满父亲的评报意见，哪一版好，哪一版孬，标题怎样，导语如何，认认真真说个明白，就连字号大小、该不该空行这种琐碎的细节也不放过。报纸边子不够写，另附几页白纸接着写。谈了本期，还谈下期，忽而又嘱我锻炼身体，多吃点好的别省钱，骑自行车加小心别想事，多向老师傅学习，不要夸夸其谈，一瓶子不满半瓶子晃……每信结尾，必有两个严肃而工整的大字：“父示”。

　　父亲原来在省城的报社工作，由于政治原因，被下放到农村打草割柴，养鸡种地。那一时期是父亲一生中最为艰难的时期，也是我人生和文化的成长期，虽嗷嗷待哺，却缺师少书，跌跌撞撞，没头苍蝇般乱闯。

　　幸运的是，我有父亲做老师，他以“函授”的方式教我懂了很多东西。他用老式钢笔书写的“教材”一丝不苟，巨细无遗，至今我还保存着，纸页已经发黄，信封尚无邮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