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宗江先生文章里爱写一句唱词：“少年子弟江湖老。”我不懂京剧，不知此语出于何典。一日，听秦腔《赶坡》，那薛平贵唱道：“打罢春来是夏天，春夏秋冬不一般。少年子弟江湖老，红粉佳人两鬓斑。”原来，此语藏在这里。接下来王宝钏唱：“老了老了实老了，十八年老了王宝钏。”听戏至此，心里怦然一动，便有良多感触。

　　1972年，我从塞上宁夏调至北京，时年恰恰三十，不敢说风华正茂，却也雄心勃勃

。住在西直门总政招待所，三个人一居小套间，颇宽敞。其时，总政话剧团正排练陈其通的长征话剧《万水千山》。八一厂的翟俊杰并了黄宗江先生到招待所参与排练，闲暇总到我们房里闲聊。宗江那时五十不到，俊杰与我年相仿佛。大家都是“一颗红星，两面红旗”；也都是编剧、编辑之类，说话就十分随便。翟俊杰齿锋灵利，语多调侃，揶揄；宗江先生总是乐呵呵地笑，说话一急似乎还有点结巴。翟俊杰就说黄当年在旧上海是“电影皇帝”如之何，某某女演员是“电影皇后”。我是土老冒，当时除了对宗江先生崇拜之外，还真以为“影帝”“影后”是一对夫妻哩。那时低薪廉价，一毛钱一大盆西红柿，是我们常吃的水果。这二位电影人，手里总端着一杯茶：塑料绳子编的杯套里，一个当了茶杯的罐头瓶子。

　　一晃三十余载，果然是“少年子弟江湖老”。

　　初到北京，全编辑部人都喊我“小雷”。诗人李瑛那时才四十六岁，诗人纪鹏小他一岁，也就四十五岁。纪鹏长得敦敦实实，总咧着嘴笑；洗过手不擦水，手指翘成兰花样，扎煞着，等那水干。课间操时，锻炼身体，一跳一蹦，那个利落、结实。李瑛就悄悄说：“你看老纪多像台蛤蟆夯！”那年头，建筑打地基，简陋的打夯机一跳一跳像蛤蟆，叫蛤蟆夯。纪鹏身体好，午休一倒头，立即鼾声大作。李瑛又有一形容：老纪的头像电唱机头，枕头像唱片，一碰上就出声。

　　不久前，见到李瑛同志，年届八旬，手已颤颤抖抖。说起不久前离我们而去的纪鹏同志，颇有些伤感。不过，他依旧喊我“小雷”。这个世界上唯一一位这样称呼我、让我误以为自己还年少的人，就剩他了。

　　我不常回家乡。一次回去见到位年少时的朋友，他打开收藏的一件宝物，让我眼前一亮：赵朴初先生写的一幅字。想起来了，那是先生1976年写给我的，一首词，有我的名字。我当初送给了这位朋友。他工工整整装裱一新，说有人给价，声言一字一万元。朴初先生，大家那时已称他“朴老”了。我当诗歌编辑，总去找他约稿，一来二去就熟了。记得有一次他领我参观佛学会所在的庙宇，一一给我讲那些佛经故事。临了让我看一位日本九十多岁高僧的榜书照片。说是从写字的气力上可以看出这老僧生命力还强得很哩。朴老儒雅、谦逊、慈善，出了诗集便送我一册。他写给我两幅字，另一幅写的“大跃进”民歌：“端起

　　粉碎“四人帮”后，最令我难忘的一位老人是胡风。认识他缘于我的诗作《小草在歌唱》。其时，他在四川坐牢。从《光明日报》上读了诗，有所感，写信给我，令我感动。他回北京后，我去看望过他两次，有一次是和作家白桦一同去的。胡风先生给我的印象是默然无语，静静坐着听别人说话，宁静淡然如一尊佛。我说：“把你过去讲诗的文章重新出版一下，对青年人很有益补。”老人平静而断然地说：“要不得，要不得！”遗憾的是他的追悼会我没参加，那些日子，我因一些工作上的烦恼正在江南散心。

　　和周扬、张光年的接触，完全是因为我的困境，求助于人。1980年我要转业到地方工作，就业甚难，处处碰壁。艾青老先生可怜我，说：“周扬给我说，有什么事，就找他。”我知道，打艾青“右派分子”，周扬心存内疚，故有此言。艾青淡然地说：“我有什么事会找他！”这回，他出主意要我写简历，他写信给周扬，帮我在作协某杂志安排编辑工作。信投过去好久，周扬夫人在电话里说：已批转给张光年了。后来，张光年先生就约我去了他崇文门的家中。我崇拜了几十年的《黄河大合唱》的作者光未然同志就坐在面前，让我周身发热冒汗。谈话的结果，是泼一盆凉水给我：不行。原因不便多说。后来见到艾青谈起此事，他气得直摇头。我反倒感到安慰，这一次挫折，让我认识了两位文学史上的大人物，也是难得。如今，二位都翩然远去，也许他们没想到我后来又到作协工作，且干到了退休。

　　巴金先生去世时，我正病重在医院，想起当年看他时，心里颇有些惆然。那一年，四次“作代会”刚开罢，我去上海参加笔会，其间去看了巴金先生。同去的有上海茹志鹃，苏州陆文夫，北京是刘宾雁和我等人。记得巴老静静坐在椅子上，笑笑地听客人说话。说了些什么，都不记得了。唯刘宾雁的一段话记忆深刻，他说：“巴老，以我保守的看法，本世纪末，中国文学将攀上世界高峰。”这段话我所以记住，是出了门我问宾雁：“世界高峰是多高？”他不说话，大眼睛瞪了我一下。这次见面的一些事，巴老似乎记在了他的《随想录》里了。

　　如今，这些人都不在了，唯未亡如我者，时时想那些往事。

　　早些日子，召开第七次作家代表大会。这是我从三次“文代会”开始，参加的第五趟代表大会了。先前，我被称为“青年诗人”；这回，被“工作报告”列入还在继续写作的老作家行列。看看带头人是年已近百的大学者季羡林先生，与我同庚者，已有陈忠实、刘心武、叶文玲在列。一些“日臻成熟”的中青年作家有点笑我列入“老”字号；我心想，你以为还小吗？

　　那天，从人民大会堂听报告出来，站在台阶上，看看熟悉的天安门，人民英雄纪念碑，没有诗，从心底冒出的竟是两句唱词：“少年子弟江湖老，红粉佳人两鬓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