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丹笑了，不知孔子有没有笑，孔子如果笑，一定笑得有点苦涩。于丹的书卖得火。读者们都在于丹笑呵呵的指引下，把目光投向了孔子，他们未必拿正眼瞧过《论语》，可于丹摆开架势，要给大家讲一回《论语》了。大家带着亲聆教授讲课的虔诚，捧起了《于丹〈论语〉心得》，找到了大学听课的感觉；而且，读得意惬心悦，忍不住要追撵始终微笑着的于丹，甚至于忍不住要拥向于丹背后那正苦笑着的孔老夫子了。

　　我看了《于丹〈论语〉心得》?熏这本１５０多页的书，印得天空地阔，疏可跑马，除去后面附录的《论语》全文，细心的读者，曾替于丹算过，全书总共只有６万来字。拿这６万来字，就敢卖人家２０元。

　　于丹身后的孔老夫子笑得有些苦涩?熏《论语》被于丹这么一说，几乎也就不能再叫《论语》了。古往今来，把《论语》说得太沉重，太庄严，太微言大义。但像于丹读《论语》，读得这么轻松，这么轻佻，这么妙趣横生，随便一个由头就能拽出古今中外一大串哲理故事，最后煲成一锅普世版的“心灵鸡汤”，这也是对《论语》的一场喜剧性解构。人们好像冲着孔子而去，可走近一看，是笑呵呵的于丹，而不是苦笑着的孔子。

　　《论语》是否真如于丹所说，它的真谛，“就是告诉大家，怎么样才能过上我们的心灵所需要的那种快乐的生活”？既对，也不对。在孔子看来，“克己复礼”所要达到的理想社会，人们的心灵应该是快乐的，否则，他就不会对曾晢“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的人生志向，表达“吾与点也”的赞赏态度；但在孔子那里，这种心灵的快乐，是一种臣服于等级和礼数的快乐，但在于丹的“心得”里，它几乎是“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了。

　　于丹为了完成自己的“六经注我”，有时牵强到常理都不顾。譬如子贡问孔子，治理国家什么最重要，孔子讲了三点，一是要有足够的兵力，二是要有足够的粮食，三是百姓要有对国家的信仰。子贡问了，要是去掉一项，能去什么？孔子说，那就去掉兵力。子贡再问，要是再去一项呢？孔子说，那就去掉粮食。惟一不可或缺的，就是百姓对国家的信仰了。其实，道理很简单，如果百姓对国家真有信仰，兵力会有的，粮食也会有的。但经于丹的花舌一转，孔子的这番道理，竟成了这样的意思：“物质意义上的幸福生活，它仅仅是一个指标；而真正从内心感到安定和对于政权的认可，则来自于信仰。”再一转，就转到时髦的“国民幸福指数”上。而且，还转成了这样的关系：“评估一个国家是不是真正富强，不能单纯看国民生产总值和增长速度，更要看每一个人内心的感受——他觉得安全吗？他快乐吗？他对他的生活真正有认同吗？”

　　于是，《论语》就成了一部“如何在现代生活中获取心灵的快乐”的行动指南。其实，即使孔夫子也不会认同，如果真的离开了“物质意义上的幸福生活”，还有所谓“心灵的快乐”可言。孔子的“安贫乐道”植根在对道义的坚守上。穷且益坚，绝不意味着“欲坚必穷”。真正代表孔子财富观的，应该是：“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该穷的时候，要守得了穷；该富的时候，要致得了富。这样的“心灵快乐”，才是孔子所期待的。

　　如此说来，于丹的成功，只是一次学术媚俗的成功。《论语》被切割成七个为人处世之道，每三二段语录后面，就是一串串流行的哲理小故事。打动人的不是孔子和《论语》，而是这二十多个小故事。其实，《于丹〈论语〉心得》不该放在《论语》书堆中卖，倒该放到那一堆《小故事·大道理》里去。不信，拿掉了这二十多个小故事，《于丹〈论语〉心得》怕只剩下几十条干巴巴的说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