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欧阳江河把贾樟柯介绍给我，他年轻、温和、成熟，看起来有些内向，但很健谈，说到欧洲和亚洲的一些导演时更是滔滔不绝。后来的某一天，贾樟柯通知我，《小武》将有一个私下的放映活动，让我去看。我带着唐师曾一起去了。场面激动人心。京城文化界的人士几乎都到场了，举目皆是著名诗人、摇滚歌星、画家和音乐家。电影也很好，很朴素的语言，却能直指人心。电影散场后，我们的心情都是“久久不能平息”。老唐说，大家都在做事情，而且做得这么好，时代不等人啊。我除了感叹一个大师的诞生之外，好像说不出

更多的话了。

　　后来，在法国使馆，又看了《站台》。那次放映的是一个导演剪辑版本，长达三个多小时，对白全是山西话。虽然是原班人马，风格变化不大，但《站台》似乎不及《小武》那么有力量，对时代的描摹掩盖了对人性的刻画。故事结构对《阿甘正传》的挪用，也让导演的野心多少表现得有点滑稽之感。不过还好，仍然是贾樟柯。

　　不过，等到贾樟柯“浮上水面”后，问题就出来了。合法化意味着某种妥协，这是必然的，尤其是在这种狼狈不堪的文化环境下。前两天在家里看了《三峡好人》，没到电影院里去支持贾樟柯，心里多少有些歉疚，不过，这也不能全怪我。北京乃至全国都没有艺术片院线，在北京稍微好一些的电影院里，看一场电影的开销很大，遇到《黑客帝国》那就没办法，花多少钱好像也认了，但是看国产片是不是非得进电影院，似乎就很犹豫。曾在华星看过一场《英雄》，很是懊恼，故事那么愚蠢，爆米花却那么贵，连停车费都得花二十块。发誓从此不到电影院看国产片了，无论他们怎么煽乎。

　　我真没想到贾樟柯会跑到奉节去拍电影。２００２年年底，我也去过一趟三峡，在奉节停留了两天，目睹了一个千年古城被摧毁的场景，也有很多感慨，但我没有贾樟柯观察得那么细致，也不像他那样深入普通人的生活。他用那么体贴的镜头去拍摄底层人民的生活，用那么委婉的方式表达对劳动者的怜惜，体现出一个当代中国艺术家的良心。仅仅这一点，就可以把张艺谋、冯小刚等人打翻在地，有点夸张是吧？不过这是真的。张、冯之流已经彻底丧失了情怀，他们的电影只是华丽的空壳，就连欧洲傻子都能轻而易举地看出来。“黄金甲”和《夜宴》就像饥荒时代的卫星，放得再高，也不能掩饰时代的贫瘠。他们的电影票房越高，他们就越可悲，中国观众就越可怜，中国电影就越是不得翻身。贾樟柯好得多，他至少能表现出这个变化剧烈的时代里那种悲喜交集的心情，并为那些在矿井和废墟里活着的人们做个见证。这才是艺术的承担。

　　对于习惯了歌舞升平的家伙们来说，《三峡好人》仍然很辛辣。不难猜到的是，贾樟柯为了获得合法化的身份，一定努力克制了自己的情感，剪刀一定用得挺狠的。所以，电影就显得温吞吞，讲故事的方式也不那么圆熟，这就是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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